前一陣子，閒來無事，google了一下自己，竟然發現臺大圖書館還保留了我在40多年前手寫的畢業論文，而且它的封面和第一頁還放在網路上，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到臺大圖書館去借閱這一篇論文。我雖然很興奮，得見多年來以為已經不存在的舊稿，但也真是把我嚇出了一把冷汗。如果知道大學時的作品會留到今天，或許當年就應該更謹慎、更兢業地把它做得更好。當然，留下來的不是只有我的論文，其他許多同學的論文也都給編號保存，令人深深感到圖書館近年來真的是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更重要的就是把日治時代的許多書籍、文獻重新整理上架，這真是功德無量、造福學子，遠勝過只保留戰後的學生論文。總之，母校的圖書館充分地發揮了它的服務學術和鼓舞思考及創新的功能，非常令人欣喜和感激。

我當年的論文是翻譯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神父的《人的現象》（Le Phénomène Humain; The Phenomenon of Man）。德日進這本書主要是他作為一個古生物學家，鑽研宇宙及人類歷史的演化，而寫成的一本屬於宗教或神學的作品。這本書非常難讀，而且我又不懂法文，因此起初我相當躊躇。但因為我當時正在讀上古史，知道德日進對中國地質考察的重要貢獻，因此對於他生命的另一面就產生非常濃厚的興趣，決定請方豪老師來指導我，勉強進行英文的翻譯。坦白說，德日進的思想在當時很少人知道，而這本非常近於神秘思想的書（一本“神秘的人”的“神秘的書”）更罕有人知悉。翻譯的過程倍感艱辛，最後只好把其中涉及生物學知識的部分暫時擱置、沒有翻譯。

德日進生在法國南部，從小就喜歡自然歷史，因此長大後，專攻古生物學。但是研究古生物學一定要引用演化論，所以在加入天主教的耶穌會當會士之後，自然遇到了應不應該繼續相信演化論的難題。由於他認為演化論不僅有助於了解古代生物的種種現象，而且進一步可以幫助我們對宇宙的變化、演進及目的有更深入的認識，因此拒絕完全放棄演化論。天主教會因此派遣他到中國，要他遠離主要的神學發展的歐洲。

沒想到來到中國，德日進更如魚得水，參與了當時在中國發展得如火如荼的考古學挖掘、地質學探討，以及氣候的變遷歷史，並且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貢獻。與他合作的名人有楊鍾健、裴文中等人，都是近代中國學界的傑出領袖。即使晚到當代中國地質學的大師像李吉均也都間接受到德日進學說的影響（在李所著《青藏高原隆起的時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討》一書中，他把青藏高原的隆起與蘭州附近的階地系列的形成聯繫起來，而德日進正是第一位注意到蘭州階地在地質學上有相當重要性的人）。後來張光直寫作他有名的《古代中國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也採用德日進的學說，也因此受到何炳棣的攻擊。何炳棣採用的是李四光的理論，而今李四光的意見已被證實不正確。另外，德日進更提出“乾極”（dry pole, 即最為乾旱的地方）在中國蒙古的構想，雖然現在也證明並不正確（應該是在智利北部或南極大陸），但是對後來氣候學的研究仍有積極的影響。

德日進雖然勤於學術著述，但他並沒有忘懷對諸天與穹蒼的想像，更不忘宗教在他生命中的意義，因此他不時思考“演化”或“過程”的觀念，探索是不是可以用來替代本質或存在，好描述宇宙與人類的過去與未來。1930年代末期，他羈留在北平，那時已經進入中國的抗戰時期，所以一切的考古工作停頓，北平被日本人所統治，因此他和許多歐美學者都受到了嚴格的管制。德日進就利用這個時候寫成了那本巨著。當時與他一起被安置在管控區的還有著名的漢學家夫婦芮沃壽（Arthur F. Wright）及芮瑪莉（Mary C. Wright）。後來我到耶魯與芮沃壽讀書，芮先生還曾給我看德日進寫給他的信。我當時看到這份簡短的信件，内心真是激動不已（我也曾看到湯恩比、衛利[Arthur Waley]和許多漢學家的手簡，這些都對我這個年輕的學生有很多鼓舞的作用）。

德日進對演化論的說法，以及因為他的神學對基督教的“罪”觀太過忽視，因此一直受到教會方面的杯葛。我在網路上讀到他被迫每週向他的上級神父報告思想進程的紀錄，也被禁止與比他年輕的神父來往。可以想見他在精神上過著多麼痛苦的生活，這樣的經驗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動力，使他寫出好幾本近乎神秘性質的靈修書籍。在他看來，當宇宙開始趨同（克服了炯[entropy]化的自然律所命定的宇宙歸宿）並奔向終點（他稱之為俄梅嘎點[Omega Point]）時，宇宙就成了上帝實現全然的愛的祭壇，所有的罪都將被消滅。這樣的看法當然與正統的基督教（或天主教）神學是不一致的，因為不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都相信有煉獄或地獄。因此窮其一生，他無法出版他在神學上的著作。

德日進晚年住在紐約（因為有一位很好的、同屬耶穌會神父的朋友在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書，所以他來到美國。他晚年的私人文件及書稿也就因此留在該校）。1955年3月15日，他已經體弱衰老，他對朋友們說，他很希望能在復活節那天過世。那年復活節（4月10日）晚上，他果然因心臟衰竭，完成了他的願望，回去與天主同住。

我並不是天主教徒，但是對於他這一生受到的精神淩虐，感受非常深刻。他受的苦並不輸於伽利略，而在他的私人生活方面也顯然比伽利略更為嚴謹：伽利略不是神職人員，我這樣對比似有不妥，但伽利略有一個私生女，卻反倒使他的精神生活受到意外的安慰。德日進就沒有這樣的慰藉。因此，從德日進炯炯有神的眼光裏，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些許的孤獨與哀傷。

德日進死後埋葬在紐約上州的耶穌會墓園，離我的住家不算遠。他的墳墓樸素，一點都不顯眼，看得出是一個被教會排斥的人的卑微墓碑。然而，他的書在死後出版，暢銷全球，連天主教會也逐漸接受他的看法。剛去世的教宗本篤十六世還曾經引用他的思想，來說明宇宙本身就是上帝的一場儀式（liturgy）。有名的小說家Morris West曾經把他寫成一位教皇的顧問和心靈摯友。

幾十年來，我已經淡忘了年輕時對德日進的神往，但是年齒日增，我就更加想與這樣的人親近。我所翻譯的《人的現象》後來得到輔仁大學陸達誠神父的校閱，比對法文的原文，而於1983年出版。這已經是我從臺大畢業（1968），到耶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之後將近10年的事了。前幾年，由聯經出版社授權，《人的現象》也出了簡體字版。

我的朋友當中以名畫家陳錦芳博士對德日進最為崇拜，他能用法文整段背誦德日進在《人的現象》一書中的名言。我與陳先生認識較晚，但是當他知道我把德日進的書翻譯成中文之後，對我倍感親切。這就是18世紀法國思想家Pierre Bayle所稱“文人的共和國”的真諦。我一生寫過的文章中，以介紹德日進思想的＜《人的現象》中譯本序＞算是比較令我喜愛的一篇。偉大的心靈常常會在交流中啓發願意思考的人。

1985年的美國物理學會年會時，據說至少有3個討論小組是以德日進的思想作為主題（這是我在《新聞周刊》看到的，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可見有很多嚴肅的科學家們也從他得到啓發。（寫於2013年清明後兩日）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退休後，應聘到清華大學繼續任教。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内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從1992年以後就一直擔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的理事。

圖說：

圖1：我的手寫畢業論文封面。

圖2：德日進神父，也是一位地質科學家。（繪圖／許明泉）

圖3：我翻譯的《人的現象》，經陸達誠神父校訂後，於1983年出版。

圖4：德日進神父葬在紐約的耶穌會墓園。

圖5：李弘祺個照（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