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的＜工具、筆、橡皮擦＞裡，我主要是想指出不管是什麼學問，都必須以創意或創造力作為它的理想或目標。這一點是不分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的。我又提到了工具這個觀念。我對這一部分沒有說得很深入。由於工具和孔子所說的「器」相似，所以現在就先從孔子講起。其實我很不想以孔子來開始寫文章，簡直就像香港人說的，這是「講耶穌」：講一些不着邊際的大道理，惹人討厭。

不過，今天就來個例外吧。先替孔子打抱一下不平。

孔子的話有很多都沒有真正得到重視，更不用說實踐。例如他答應去見衛夫人南子的事，兩千年來，不知如何解釋。不過這也就算了，因為這是男女私情的事。但是有的話應該如何解釋，那就很有關係。例如他叫我們要「以直報怨」，但是我們卻比較常聽到「以德報怨」，對「直」這個字，不甚了了。事實上，我覺得亞里斯多德的equity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直」作出一個更為廣泛的了解。當然，中國人對於類似equity的觀念並不是沒有發展，例如費孝通說中國社會及人情關係是一種「差序格局」，這就與equity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中國人講究的是道德的關係，與亞里斯多德關心的分配正義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儒家的許多信念，我們既然不可以用宗教家的信仰來對待他們，信守為天下的至理，那就必須不斷地重新加以解釋，使它能日久常新。事實上，就是基督宗教的神學家們也對《聖經》不斷地做出再解釋，這才使得它能永續發展。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裡指的不只是道德的實踐，而且也應該是知識的發揚。

相同的，孔子說：「君子不器」。這句話大家常常引用，但是什麼是「器」，歷來很多學者都沒有能講得很清楚，很少舉出實際的例子。只是我們都知道，它就是君子的對立面就是。歷史上有誰是「器」的代表，那倒還沒有人具體提過。

一般地說，我們認為「器」指的是專業，因為專業是謀生的工具。孔子是貴族的後代，嚮往的是以前君子的生活，不要專業的知識或工作。君子具有所謂的通識（禮樂射御書數），是用來領導人的。至於維持生活的勞動力主要是來自老百姓或甚至於奴隸（孔子的時代，奴隸只限於做家庭的工作，已經不是農耕的主要勞動力），這些人當然不是君子，所以「君子不器」。

專業的、勞動的知識在孔子看來是用來從事生產和服務人的，不是君子必備的知識。這樣的看法合乎他的歷史背景，也變成了他對君子的定義。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比他的時代複雜太多了，所以許多專業（像律師、藝術經紀人、教授、企業的董事或經理）人士也可以說是從事君子的職業，只要他們的行為合乎道德的基本要求，那麼他們常常也是社會的意見領袖（嚴長壽先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或人們追求的理想。我們不再因為他們是專業人士而瞧不起他們。就是教授，雖然他們的知識很廣博或深入，但是畢竟學有所專，很難符合孔子所說的君子的標準。例如說，今天大部分的博士教授們對「樂」有修養的人恐怕很少吧！至於「射」，那就更不用說了。唐代以後，君子就是讀書人，他們要學的除了經書之外，已經漸漸改變為琴棋書畫，看似對君子的定義作出了比較合乎時代的詮釋，但畢竟還是不能清楚地說出什麼才是「器」。拿廣義的社會地位或經濟階級來作為思考的依據，這是行不通的。

韋伯是20世紀的偉大社會思想家，他把知識（他用「理性」這兩個字，指人用他的心智來追求的知識）簡單地分成兩種（其實是四種，但是我們現在只談韋伯比較關心的兩種）：一個是帶有「價值取向」的理性，它是我們所懷抱的價值或道德信念；我們使用它來處理我們安身立命的方法。一種是「工具理性」，它是我們為解決生活的需要或研究客觀外在的事物時，所使用的理性；它追求的是最有效的、最適合的方法。我這樣簡單解釋韋伯精深的社會哲學的理論，因為不是做學術的探討，而是要點出人類使用思考（頭腦）不外是要解決人生意義一類的大問題，或者是要解決現實生活的實際問題。因此一個是價值性的，一個是工具性的。

韋伯這樣的理論，說來很有意思。我們除了解決日常生活經常要依賴知識，用它來解決衣食住行，遨遊太空、探討奈米世界的問題之外，也常常不免反躬自省，問到底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發展原子彈的目的又是什麼？人生究竟又是為什麼？後者就是所謂的價值取向的理性思維。而工具理性當然就是前者。韋伯並沒有把兩者分高下，而且認為所有的人都會使用這兩種理性。但是顯然的，我們會認為價值取向的知識（像哲學、神學、文學、藝術或史學等等）比較根本，也可能更為重要。孔子說「君子不器」，他的內心或動機應該與我在這裡所說的十分相近。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裏，開始拋棄人格神（傳統基督教的上帝）的信仰之後，對於價值的問題就起了很重大的改變，充滿了危機。人活著是為什麼？人應該選擇什麼？這些問題的思考，促使思想家們開始懷疑人的理性是不是只夠探索像物理、數學或生物學一類的知識？感情是什麼？它不是不理性麼？人何以能行善？人應該用什麼樣的知識來創造完美的世界，避免人行惡？

這就是18世紀下半以來把知識分為兩種的張本。德國的哲學家或社會思想家們最熱衷處理這樣的問題。他們開始覺得光是人的理性不能解決宇宙間所有的問題，特別是與意義或價值有關的問題。耶各比（F. Jacobi）或許可以說是第一個把信仰和理性對立起來的學者。他系統地批判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時代所強調的理性，認為它無法解決信仰一類的問題。康德有名的「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分法在某個意義上當然是上述耶各比說法的更為全面的探討。

這些思想家們發展出價值取向（或實踐）的理性的說法，就是想處理他們沒有了上帝之後（只有自然，沒有創造主）所產生的窘境（因為從此沒有了倫理、道德及價值的基礎了）。所以有學者笑說18、19世紀的思想家把基督教的上帝從前門趕走，然後又把他從後門請回來。據說妥思托耶夫斯基（Dostoevski）在他那本《卡拉馬佐夫兄弟們》曾經這麼說：「如果上帝死了，那麼人就什麼都可以做了。」他不說人就自由了，可見西方人多麼怕上帝死了這樣的命運。

那麼追求一個價值取向的理性，這就遠遠比其他的理性或知識更為重要了。上帝是人活得有意義的根本。相對而言，工具理性就顯得「急不濟緩」了。最近幾十年來，對工具理性批判最為激烈的就是海德格（Heidegger），無怪乎基督教（特別是舊教）學者們一天到晚吹捧他。他認為近代工業化世界過分仰賴工具理性，以至於造成絕大的破壞。在某個程度上，進步的確造成許多人沒有預先料到的代價。

孔子講的「不器」，基本上是從道德的立場來講的，認為人生命的根本意義乃在於參與創造一個道德完整的世界（或社會），思考這一類的問題的人應該是社會的領導者，而其他的人從事專業的工作，其目的是解決我們生存的衣食住行或柴米油鹽的日常需要。這一類的知識不是君子需要追求的。

孔子離我們的時代太遠了。今天，價值取向的知識已經為社會所不重視。但是還是有很多人認為這樣的知識才真的充滿了創造性和挑戰性。請問：這樣的知識不能賣錢，它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它還值得我們繼續探討、相互批判，建構為可靠的學問嗎？

我的立場是，它當然是應該繼續被探索的，而且愈多的人參與，愈是重要。在某個層次上，它就是通識教育，是一切可以稱之為君子的人所應該具備的訓練和關心。「君子」們應該在他們的生活中經常不斷地思考這一類的知識。事實上，我相信最具有創意的學問大多是這一類的探索。工具性的知識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創意，但是它沒有像創造或探索價值那樣令人興奮。試想：如果你能不用工具，而獨立造一架鋼琴，那豈不是比到Stanway去買一架世界上最可靠的鋼琴更令你興奮？

孔子的「君子」，是一種理想的人，而不是指任何階層或職業的人。一個人專攻任何學問都可以，但是如果要做一個君子，那麼他就不應該局限於他的工具知識。由此言之，「君子不器」就是不拘泥或堅持工具性的理性或知識。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的校友，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退休後，應聘到清華大學繼續任教。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内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從1992年以後就一直擔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的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