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歐洲的老教堂，一石一柱都在訴說著千百年來的歷史。它們不是歷史的化石，也不是只屬於過往的記憶。因為每天都有住在教堂附近的居民、或是遠道飄洋過海而來的旅客在此禱告、禮拜（圖一）。他們的人數或多或少，但這裡的一石一柱，祭壇上的十字架與宗教造像，在燭光裡，千百年前渴望與超自然形而上界對話的心靈一如現代人的信仰渴慕那般，在在都讓人看到，宗教是人類存在經驗裡不可或缺的要項。因此，對西方人文學而言，如何用學術研究的方法來理解、詮釋不同社會裡的宗教文化與視覺藝術意涵，一直是最重要的學術傳統所關切的研究課題。
有些人對宗教的體悟也許不太深刻，但是，走進西方重要的博物館，仍可看到許許多多精美的博物館典藏品。其中有些原本是教堂為了儀禮、信徒教育或裝飾所需而訂製的；有些則是藝術家透過創作，將個人內心深處對形而上永恆真理的渴慕表現出來。舉例來說，在佛羅倫斯主教座堂博物館裡，可以看到米開朗基羅雕刻的《聖殤》(Pietà, 圖二)。這原是晚年的米開朗基羅為自己所刻的墓碑。這個《聖殤》群像裡站在最後邊那位穿斗篷的老者就是米開朗基羅的自刻像。從聖經的象徵意涵來說，米開朗基羅將自己化身為約翰福音書裡，那位在夜裡偷偷前去拜訪耶穌，向耶穌請教如何「重生」的尼哥底母(Nicodemus)。當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受難後，尼哥底母不計當時風聲鶴唳的肅殺氣氛，勇敢協助埋葬耶穌。換句話說，透過將自己比擬為尼哥底母，年邁的米開朗基羅不僅要表達自己對「重生」的渴望；在宗教改革橫掃歐洲，新舊教嚴重對立的風暴年代，他也藉此表達自己「以耶穌為依歸」（而非以教會權勢為依歸）的堅定立場。因此，要真正了解這些博物館藏品，我們不能只是單純從造型風格與美感形式分析來理解。因為這些作品與當時時空背景下蘊含的信仰認知與個人宗教渴求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西方人文學研究上，歐洲宗教史研究之所以是一個不斷推陳出新的重要研究領域，原因在於，不論從規模、形式結構、或思想內涵來看，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地區的宗教信仰像歐洲這樣，歷經過多次巨大且激烈的轉折。而透過對宗教信仰豐富的思考、批判與反省，也直接促成了歐洲各時代政治、社會、文化、經濟···許多不同生活層面以及體制設計層面的重大變革。換言之，想要深入了解歐洲歷史文化，具體瞭解歐洲宗教發展是至為重要的關鍵。這不是因為宗教對歐洲政治社會一直具有宰制力量；而是因為每個時代宗教的走向都激發出贊成或反對的多元聲音。這些思想互相拉扯激盪的結果，刺激了歐洲各時代文化奮力去回應新時代所提出的挑戰。作為現代學術研究者，若想要比較全面掌握這些變動的關鍵脈絡，跨領域的研究視野是不可或缺的基礎。
在研究上，我們首先應瞭解，近現代之前歐洲政教之間的關係並不能從法國大革命後「聖」、「俗」清楚被區隔出來的狀況來理解。反之，在當時，「聖」、「俗」經常混合交織在一起。舉例來說，法國中古時代興建的哥德式大教堂（圖三）與法國王權興起密切相關。透過對哥德式教堂建築風格與技法如何向外擴散、發展的研究，我們可以對巴黎王室如何結合新興的教會改革力量，打造以巴黎為中心的政教合作聯盟有新的認識。而這些認識讓我們有機會去看到政治文獻史料不會涵蓋到的重要歷史面向。
從另一方面來看，歐洲基督教文化並非只是男性馳騁、宰制的世界。從中古早期開始，我們可看到女性修道院以及女性信仰文化的存在。在我留學十年所居住的城市——德國科隆(Köln)——就有一間非常重要的女性修道院——Santa Maria im Kapitol （圖四）。這是八世紀初鐵錘查理(Charles Martell)之父的正房元配Plektrudis (約於西元725年過世) 因與鐵錘查理爭權失敗後出資興建的。透過檢視這間洋溢著女性氣息的粉色系修道院之建造歷史，可以得知，歐洲中古早期女性在政治上擁有一定程度的活動空間。而隨著後來查理曼王室未婚女眷接續在此修道院擔任院長的歷史，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古早期女性正是透過擔任修道院院長一職，來開拓個人事業發展的空間。這方面的研究不僅矯正了我們對中古性別文化普遍存在的偏見，以為中世紀的女性是被禁錮的性別；而且越深入研究這個課題，越能讓我們看到，女性修道院其實是個別有洞天的豐富世界。例如，德意志中古著名女神學家Hildegard von Bingen (1098-1179)在她所領導的修道院所開創出來的女性修道院知識文化，便讓我們看到，基督信仰與女性神學（相對於中古的經院哲學）以及歐洲草本醫學之間豐富而有趣的關係。跳脫傳統教會史從教義角度出發所能（或：「願意」）見到的有限視野，當具有紮實學術研究根基的宗教史遇上性別研究，我們關心的不再是教會的教義如何規範女性的認知與作為；反之，研究者透過客觀多元的考察，更希望具體瞭解實際的歷史情狀，並由此重新建立更完善的歷史新知。
在跨領域的歐洲宗教史研究上，我個人過去的研究主要涵蓋兩個面向：（一）信仰者如何根據自己深刻體悟到的宗教核心價值，建構新的知識文化？（二）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些新的知識文化是以何種形式（視覺圖像／文學／寓言／對話錄／學術論著⋯）被表述出來？他們與當時主流社會文化的對話／或對抗關係為何？其所產生的影響，對後續的文化創造在哪些層面造成深刻影響？我之所以對上述這些問題有興趣，主要的思考在於，在歐洲基督教歷史傳統裡，真正虔誠的「信仰者」不一定是與教會關係良好的人；反之，思想敏銳的精英更經常是傳統價值的反省者、批判者、與積極追求改革的行動者。在過往的歷史裡，他們有時甚至會因反抗主流權勢而被判為「異端」。換言之，因為基督信仰強調「革新」／「更新變化」的重要（如新約羅馬書12,2 所言：「不 要 效 法 這 個 世 界 ， 只 要 心 意 更 新 而 變 化 ， 叫 你 們 察 驗 何 為 神 的 善 良 、 純 全 、 可 喜 悅 的 旨 意」），因此在思想上提供勇於反省者相當大的空間，對腐化不振的宗教傳統提出質疑，並積極構想改革的願景。雖然歐洲歷經過許多幽暗、不寬容的歷程與宗教戰爭，但是基督信仰重視反省、批判，鼓勵勇於認錯、並追求真誠和解的宗教思想，也因願意正視過去在歷史裡所犯的錯誤，因而能在近現代歷史上，正面地開創出有關普世人權以及自由寬容的思想，並能具體落實在對社會生活與法律正義的建立上。
過去十年來，筆者的研究比較聚焦於視覺藝術與宗教對話的關係以及十九世紀史學史研究。我透過《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圖五）一書，檢視經歷過宗教改革浪潮激烈沖刷後的十七世紀荷蘭市民社會。透過對林布蘭特(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1669) 的研究，我希望鮮明地勾勒出多彩的歷史圖像，探討當西歐剛開始建構多元化的近代社會文化之時，如林布蘭特這樣具有高度創造力的「個人」如何透過藝術創作來與不同社群、不同宗教信仰之人進行對話？而歷史研究者又該如何透過林布蘭特所面對的藝術創作生態，來了解十七世紀荷蘭實際的信仰情狀？這本書是特地為台灣讀者而寫。因為林布蘭特創作的年代正是所謂大航海時代。在台灣，歷史教學與研究一向偏重介紹荷蘭人如何利用東印度公司（ＶＯＣ）在台灣建立航海貿易據點；相較之下卻很少去談，在大航海時代，荷蘭人因為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因此正處於積極打造屬於他們自己社會文化的歷史新階段。我希望透過這本書來討論，那時候的荷蘭人在自己的國家究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是怎樣被建立起來的？
在史學史方面，我的研究始於譯註瑞士史家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的經典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第一版：1860年；第二版：1869年)。這本高難度的鉅著帶領我走進十九世紀德意志史學書寫的世界（圖六，七），也讓我深入接觸到Burckhardt 對他在柏林大學求學時的老師Leopold von Ranke 史學思想的反思與超越。這兩位思想迥異的德語系史學家可說是構築了歐洲十九世紀史學兩個高峰。有趣的是，兩位都是牧師之子，在大學研讀歷史學之前，也都先讀過神學。換言之，要瞭解他們之所以走上不同的歷史思維之路，必須先瞭解他們對基督信仰文化的認知，以便能進一步討論，他們對宗教信仰的看法如何影響到他們對歷史學研究本質的思考。
在歐美，近三十年來透過現代考古學以及跨區域研究，對早期基督教史（至西元十世紀）的詮釋不僅打破了過去羅馬帝國文化與「日爾曼蠻族」對立的陳舊觀點，同時也跳脫了過去「迫害者」與「被迫害者」關係的探討。傑出的研究者如Peter Brown，對君士坦丁大帝讓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境內合法宗教後，西歐基督信仰文化的多元發展脈絡，重新建立了令人耳目一新、深具啓發意義的歷史解釋。這些嶄新而豐碩的研究成果，讓西歐宗教史研究煥發出過去一千五百年來從未有過的新知光芒，同時也為二次戰後西方史學研究帶來最具里程碑意義的突破（或說得保留一點：「突破之一」）。歷史學者不僅不再用「黑暗時代」這樣帶有偏見的字眼來詮釋早期中古文化；宗教史研究也跳脫神學與聖徒傳的框架，而藉由紮實又嶄新的詮釋，讓歷史上的宗教領導人物與信仰者在鮮活歷史圖像勾畫下，與現代讀者產生豐富的連結。
在台灣，歐洲史研究由於過去立下的根基不深，因此是一條必須辛苦耕耘的研究與教學之路。然而，作為面向世界開放的海島，如何為這塊土地厚植紮實的世界史研究根基，仍是必須努力獻身的終身志業。畢竟，只有當我們能具體幫助年輕世代建立走向世界的開闊國際觀，台灣這塊土地才能真正培養出可以與世界深刻對話的知識實力，而不再只是不斷隨著一時流行的理論起舞。然而，這是需要一代接著一代持之以恆地努力才能確實有所建樹的學術之路。我們不應再以民國初年那種受傷的民族意識作為認識西方歷史文化的前提。受傷的心不僅走不遠，其實也看不清、看不廣。
跨領域的宗教史研究是歐洲史研究新的取向。在過去的研究裡，不論在智識視野的開展上、還是在思考境界的開拓上，我個人受益良多，也十分享受研究與教學帶來的充實與快樂。我喜歡透過研究挑戰過去自己知見的有限，並要求自己持續地對長期關注的問題能想得更深、更廣、更有新意。
面對宗教改革即將屆滿五百周年，我接下來的研究，就是從社會文化與宗教感知的角度（而非教會史的角度）為華語世界寫一本宗教改革史。希望透過這本書，幫助華語世界讀者瞭解，歐洲在過去五百年的歷史顛躓裡，如何持續地對宗教信仰內涵進行反省、檢視，也藉此在世俗價值與政治運作之外，保有了其他可貴的管道，可以超越世俗得失的計較，進而能更深廣地思考，真正合乎人性價值與尊嚴的社會與文化如何建構？而尊重個人主體性的多元文化，如何在時代不斷的變動與挑戰中，能夠蘊含出堅實的能量，鼓勵對立的各方從歷史經驗裡，學會放下霸權思維與謀算，學會放下宰制與操控，真心追求與其他社會、與不同人群平等共存的長遠和平。
延伸閱讀：
[1]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Revised Edition, with an Epilogu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花亦芬，《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
[4] Jacob Burckhardt著，花亦芬譯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國科會經典譯注計劃第24本），2007年（目前再版中）。
花亦芬小檔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並兼任《台大歷史學報》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末期至近代初期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與瑞士史家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相關的史學史研究。曾獲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獎以及台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譯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著有《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台北：輔仁大學，2006 年），《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以及論文二十餘篇。目前正在書寫一本有關宗教改革與十六世紀歐洲社會文化史相關的學術專書。
圖説：
圖1：巴黎聖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圖2：米開朗基羅《聖殤》(Pietà)，c. 1550. Marble, height 226 cm. Museo dell'Opera del Duomo, Florence.
圖3：巴黎聖母院正門上方的玫瑰窗與舊約以色列君王塑像柱廊（King’s Gallery, Notre Dame de Paris）。
圖4：筆者攝於德國科隆Santa Maria im Kapitol修道院。
圖5：筆者所著《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封面。
圖6：2005年初，筆者攝於Jacob Burckhardt 寫作《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第一版時寓所門前（瑞士巴塞爾Basel）。
圖7：瑞士巴塞爾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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