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踏上臺大的校園約在1957年的春天，那時我在師大附中唸高二，學校舉辦行軍活動，在臺大大門口集合步行到新店碧潭再回到臺大大門口解散，我的好友金昭典（前經濟部水資局副局長）戲稱如明年起每天由臺大往返成功新村（當時我與金君均住和平東路成功新村即今之成功社區）也是件美事，我回答說一定要打拼才能達到那個願望。1958年暑假經過大專聯考的劇烈競爭（錄取率約35%），我終於進入全國最高學府臺大地質系就讀。我在地質系四年間修讀160學分，並以英文撰寫學士論文一篇（共65頁另加附圖）。我的老師們—馬廷英、阮維周、畢慶昌、林朝棨、顏滄波、黃春江、陳培源、王超翔、王源等教授均為地質界飽學之士，教學熱心、認真，並且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謹。在地質系就讀期間，很多的時候都是在實驗室看岩石切片，繪製如同「照相版」的「切片圖」，並以英文書寫實驗報告，當時系裡的硬體設備十分缺乏，但老師們給予我們嚴謹的訓練，奠定了日後在國外留學生涯的良好基礎。當時地質系的課程中德文必修兩年，我也選了一年法文，所以後來我在美國唸博士學位時很快就能通過科學語文測驗（除英文以外之兩種外國文包括德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

1962年6月攝於台大校園，前排右三為陳汝勤教授。

我1962年由臺大畢業後服預官役一年於1963年9月獲得獎學金赴美國德州萊斯（Rice）大學地質系深造，經過日以繼夜的苦讀於1965年5月獲碩士學位，並於1967年5月獲博士學位。在Rice地質系唸書期間，頭兩年從未看過報紙及電視，真是做到全年無休，每天工作時間在11小時以上。1967年6月我到Dallas之Southwest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即今之U.T. Dallas） 地質部門擔任研究工作。到1970年2月，應臺大海洋所創所所長朱祖佑教授與吾師阮維周教授之邀返回母校任教，並成立地球化學實驗室，引進臺灣第三台原子吸光儀。1972年11月我因月球岩石之研究當選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老師黃春江教授的推薦，1973年11月我獲得中山學術著作獎，後來也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並於2001年11月獲選美國地質學會會士（GSA Fellow），也可謂為母校爭光。1974年8月我升任教授並兼海洋研究所所長職務，在所長任內曾於1975年11月15日（即本校30週年慶）接待嚴家淦總統來訪，當時政府（尤其是國科會吳大猷主委）對海洋科學之發展十分重視，並由美國租借研究船九連號從事近海與遠洋探測，呈現相當的成果，海洋所成為外賓訪問臺大時參訪重點之一，由1974年到1980年期間我曾接待多位友邦使節，歐、美、日大學校長及學者等，其中包括國際科聯（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 即 ICSU）之主席-荷蘭天文學家Dr. De Jager及執行秘書-英國籍之Sir John Kendrew，那次的訪問係由當時國科會王副主委紀五陪同。王副主委對海洋研究工作十分支持，海研一號研究船之建造與由挪威返航（1984年）均係經由他的精心規劃與海洋所同仁的努力方得以順利完成。

1971年陳汝勤教授攝於台大海洋研究所X光繞射實驗室。

1971年1月29日，陳汝勤教授（左方坐者）代表我國海洋鑽探研究聯合會赴澳洲坎培拉與澳洲地質調查所所長Dr. Neil Williams（右方坐者）簽約，正式加入國際海洋鑽探計畫（ODP）。左方立者為李昭興博士，現任海洋大學理學院院長，當時李博士任職於澳洲地質調查所。

我在臺大任教期間曾多次出席校務會議，在臺灣逐漸民主化的過程中臺大校務會議也多少扮演了一個不可忽視的角色，在閻振典校長時代（1970~1981）校務會議中發言並不踴躍，我記得發言較多者是政治系的黃祝貴教授，他是我的老師，教過我「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黃教授記憶力超強，上課時不帶任何書面資料但講課之精采令人折服。虞兆中校長時代（1981~1984）我未曾出席校務會議，但知虞校長平易近人，曾親自到臺大各系所參訪，解決各種問題。孫震校長於1984年8月到職任期約九年，至1993年3月卸任，在此段期間內校務會議曾充分討論過很多”敏感”的問題，如「學官兩棲問題」，校務會議之決議為臺大教授不得兼任任何政黨之職務，「三民主義研究所」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此案在孫校長時代即討論過，但到了陳維昭校長（1993年至今）主持校務時方圓滿達成共識。廣受社會大眾注目的「1973年臺大哲學系事件」經校務會議決議組成專案小組由數學系楊維哲教授任召集人，此小組投入甚大之心力與時間，於1995年公佈結論報告，恢復很多當事人的名譽。而「1949年四、六事件」之調查由校務會議推薦之專案小組（心理系黃榮村教授為召集人）負責，並於1997年提出結論報告，此外，「1994年陳師孟教授借調台北市政府任副市長四年是否涉及違反國科會出國進修合約問題」在校務會議中亦經過冗長之討論，此案後來進入司法程序，法院判決國科會敗訴。我出席臺大校務會議最冗長的一次是討論「1991年***教授擬與國家安全局合作籌組學會案」，該次會議由上午9：00開始到下午7：00才結束。早期之校務會議係在當時之研究圖書館（即今之圖書資訊學系）召開，後移到第一會議室，再移到鹿鳴堂，最後到第二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一般言之臺大校務會議代表們大部分都能以睿智的態度討論問題達到最大公約數，雖然在會議現場有言詞的激辯，但知識份子明辨是非的本能仍可在校務會議中展現，歷任校長在主持會議時均能讓代表們暢所欲言並盡量不採取票決而以共識決為優先考量。

1995年為討論「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在陳維昭校長主持下加開了十多次校務會議，累積了200多位代表的智慧而定案，並於1995年10月24日奉教育部核定實施，成為臺大的「憲法」。我深切感受到臺大的校務推動一切均靠「制度」及「委員會」，這要歸功於「臺大守護神」傅斯年故校長的遠見。

1985年11月15日，陳汝勤教授（左一）接待嚴家淦總統（左三）訪問台大海洋所，閻振興校長（左二）亦陪同，右二為海洋所生物組楊榮宗教授兼主任。

四十年來臺大在學生、教師人數及硬體的建設上均有大幅度的成長，但最重要的是今日臺大在學術上的成就已受到國際上的重視，最近中國大陸發表之兩岸大學評估報告中，就諾貝爾獎得主人數、SCI paper數量與質量及其他的學術成就而論，臺大名列第一，大陸清華大學第二，香港科技大學第三，北京大學第四，由此可見臺大在學術上仍居兩岸之龍頭地位，當然我們不能以此自滿，也希望臺大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不久的將來能成為「東方的哈佛」，在此也祝福「臺大人」能在各行各業有輝煌的成就，更能充分發揮我們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