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酷熱的夏天，是臺大新生放榜的日子。黃昏時分，當播音小姐唸出我的名字時，我那緊張的情緒突然鬆弛下來，我的臺大夢終於成真！翌晨翻開早報，我的名字的確出現在榜上。傍晚大哥下班回家，帶了一位客人，他是大哥東京帝大的校友，也是臺大農工系的系主任金城教授。大哥介紹我給金教授說「這是五弟光輝，剛考上臺大農工系，請金先生多多指導」。金先生很親切地說「很好！很好！九月開學時，來系裡看我」。就這樣我認識了金教授。

9月開學後，系裡的迎新晚會，學長們向新生介紹系裡的師長，金教授、高　教授、王教授、毛教授......都在場。茶點之外還有餘興節目。會後我走向金教授，讓他知道我已經報到入學，住宿也有著落，一切ok。大一課程很緊，每學期25學分，根本沒時間東跑西跑，也沒去過系館找老師領教。兩個學期唸得迷迷糊糊的，終於暑假來臨。

正在想如何打發漫長的暑假，突然收到通知，說我可以參加農村服務，於是我就去報名參加。我們那一隊以農工系同學為主，還有其他院系的同學，服務地區是屏東縣。在出發之前，金教授找我們農工系的隊員談話，漫談人生哲學。他出身於東北富農之家，中學畢業後，赴日本，進入第一高等學校，然後入東京帝大，專攻農業土木。留學日本時，他加入登山俱樂部，每次爬山，他都爬到頂峰，然後坐在山頂，休息沈思。看那平原上的房屋、火車、汽車都是如此渺小。有一天，他恍然頓悟人在這大自然中的渺小。這一悟之後，有些人會變得悲觀、消極，另些人變得達觀、進取。達觀者往往從此奉獻自我，在服務社會，造福人群中獲取人生奧義和自我滿足。他說，農業工程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甚至是吃力不討好的。如果你要幹這一行，你需有相當的心理準備，和培養服務的人生觀。工作時，不要斤斤計較報酬，但最後你很可能得到你想像不到的回報－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

金教授也談及他年輕時從軍的往事。東京帝大畢業後，他回到家鄉，當時東北是滿州國。不久日本以蘆溝橋事變為藉口，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金教授認為日本實在太過份了。滿州被它佔有還嫌不夠，不把整個中國甚至東亞併吞，不甘罷休，真是士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金教授毅然決定放棄在滿州國的安逸生活，離開家鄉，入關從軍，開始他的軍旅生涯，在薛岳將軍底下擔任情報參謀。隨著軍隊轉戰各地，最後到西南地方駐防時，金教授從事駐地的水利工作，原來的看天田變成灌溉良田。後來從多位學長得知，那地方上的人們，感激之餘，在當地蓋廟宇，紀念金教授帶給他們豐衣足食的功勞。

大二後，上過金教授開的兩三門課，他的教學態度認真。大四那一年，我請他指導學士論文，他欣然答應。題目－鳳梨園之噴灑灌溉設計－決定後，他就把他手邊的全部文獻資料借給我。我很快地看完這些資料，但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無從下手，只好再去求教金教授。他胸有成竹地把整個專題的重點和輪廓描述得很清楚，也幫我列出有關科學領域，要我先去復習了解。我同時發出不少明信片，向美國的大學和廠商索取研究報告和設計資料。過不久，資料源源而來。我也到台灣南部一個800公頃的鳳梨園實地勘查，收集現場資料。最後把整個計畫和初步設計寫成論文，順利畢業。金教授的指導方式，對我這初學者的確有很大的啟發作用。他只給學生大方向和大範圍，至於細節，由學生自己探索，思考，實踐，他完全尊重學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金教授對這篇論文，似乎相當滿意。

退伍後有天到考試院領取就業考試及格證書，回程路過臺大門口，就進校園逛逛，也去系館看看，金教授剛好在研究室，他問我工作有沒有著落，我就給他看剛拿到的分發令。他說「台糖農工處水利組，那算是本行工作，很好。不過如果你願意，歡迎回系裡幫我的忙。目前沒有助教缺，先當研究助理，有缺時再改聘為助教」。當時金教授擔任海埔新生地、台糖及台鳳的顧問，的確需要人幫忙。同時能跟金教授多學些也是難得的機會，我只考慮了一分鐘就答應他了。

當了研究助理，金教授派給我兩件工作，第一件是將老埤農場的噴灑灌溉系統設計具體化，以便台鳳公司向農復會申請美援補助。第二件是台糖斗六廠荒溪放淤工程的初步計畫與勘測工作。第一件是我畢業論文的延伸，我知道怎樣進行，所以很順利地大功告成。金教授對我所提出的總報告讚賞有加。據說在我出國後，台鳳公司在老埤開了深井，也安裝了台灣第一套鳳梨的噴灑灌溉系統。第二件工作雖然花了很多工夫，但結果完全失敗。因為我所設置的水文觀測站，在八七水災時，一夜之間被徹底沖毀，一點資料也沒收到。對這一次的大挫折，金教授一句怨言也沒有。的確是位拿得起，放得下的達觀長者。當我向他報告災情時，他第一句問我的話是「小高是不是平安無事？」小高是十九歲的高工畢業生，是最主要的水文站常駐觀測員，自己一個人住在鐵路橋邊一間小屋子等洪水。結果洪水沒量到卻幾乎嚇破了膽。我向金教授說「小高身體平安無事，不過恐怕這一輩子再也不會吃水利飯了。我已經讓他回家了」。他聽了這話，鬆了口氣，說我的決定是正確的。從這兩件工作中，我觀察到金教授與眾不同，他處事待人嚴謹，是非分明，腳踏實地，毫無架子。

有位劉助教出國留學去了，金教授就改聘我為助教，也准許我接管五號館的宿值室當寢室。雖然薪水較少，但有了免費住宿，算來也差不多，辦公室就在隔壁，方便多了，我很感謝金教授的照顧。

當圖書館的高小姐請長假在家待產，我這最資淺的助教就兼了她的職務（包括管帳）。有天金教授要我問系裡的師生，看他們想要圖書室買些什麼新書。我說我可以問問，但除非學校給我們一筆預算，如果要從系裡的行政費節餘去買書，恐怕每個月買不到一本原版的專門參考書。如果是翻版書，我想同學們應該負擔得起。沒想到我這現實的道理卻觸怒了他，他雙目睜大，老半天不說一句話。然後嚴肅地像連珠炮似地說：「這是國立大學，國家既然要辦大學就該好好辦個像樣的大學，如果國立大學的圖書館擺滿盜版書，那成什麼體統？國家的體面在那裡？中國人就是不懂得如何去尊重別人的權益。如果反過來，外國人侵犯了我們的著作權和出版權，我們不叫得天翻地覆才怪呢！窮不是藉口，再窮也得維持國家和個人的尊嚴，這是道德問題，人窮也不可志短……」我聽了頗有同感，但無可奈何。

我退伍剛滿一年，就被教育召集，去浪費45天的青春日子，看著在營軍官的腐敗和無能，越看越氣，於是我就決心遲早要出國留學。本來跟金教授的默契是至少留在系裡工作兩年，因有幾位好朋友在報考留學考試，我也就跟著去報考。金教授並不知道這回事。放榜那一天，金教授一大早就進我的房間，臉上露出微笑，向我恭喜金榜題名，他說他在報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一時我覺得不大好意思，如果讓金教授懷疑我企圖毀約，那就不太像樣了。我趕快說：「只是考考玩的，我並沒有任何具體計畫」。這麼說也是真的，我的US$2,400的保證金要從那裡來呢？金教授很和氣地對我說：「你能呆多久就呆多久，不用顧慮，我會找人來接替你」。

我還沒離開臺灣以前，金教授就帶了水利工程顧問團到戰亂中的越南。從那時起我就沒有再看過他了。後來在美國大學裡碰到黃學長，他告訴我在越南與金教授一起工作時的故事。當時在西貢城外越共游擊隊已相當活躍，常常狙擊越南政府的官員。西貢政府供給顧問團的車輛掛的是政府牌照，但為了安全，出城時就換掛民間牌照，這已經是西貢官員的習慣，但金教授卻拒絕從俗。黃學長顧慮老師的安全，但苦勸無效。金教授認為他堂堂正正，來到越南幫助越南人民改善生活，大可不必冒牌偽裝。黃學長說他完全尊敬金教授的人格，但如此毫無彈性的作風讓他百思不解。幸而金教授在越南期間並沒有發生意外。

後來金教授又帶了協助團到非洲某國幫助農業開發工作，任期屆滿前夕，在一次車禍中不幸身亡。當我聽到這壞消息時，不禁淚下，對恩師金教授深感惋惜。一位達觀、忘我、進取的金教授，盡其一生的心血，為人類貢獻，結局是如此悲壯，很不忍也不解。

1980年回母校拜訪舊日師長和同事，在系館裡看到的大多是新面孔。有位年輕教授帶我去參觀設在一樓的金城教授紀念室，陳列他的生平事蹟。我走出系館，走出校園，天上一片晴天碧雲，但我的腦海一片茫然。金教授的精神應該是永存人間的。希望這地球上，有更多更多像金教授這樣的人存在，也許人類的生活就會更幸福些。（金城教授為農工系首任系主任。作者1957年農工系水利組畢業，本文寫於1997年畢業四十週年。農工系於2001年更名為「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