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外文系和大多數非英語地區的英文系一樣，向來面臨著課程規畫的兩難式。一方面，它仿照英語國家的英文系，擬訂了文學史、斷代和專家研究等課程，其所遵循的教育哲學是所謂的「文化傳遞」（cultural transmission） 或者，從我們的觀點來說，是「跨文化傳遞」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英語非母語，第二語言的學習（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因而變成課程另一核心，此類課程遵循的教育哲學乃是「個人實現」（individual fulfillment）。長久以來，這二種相反的課程原則持續角力，我們也不斷試圖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點。

外文系辦公室全體職員，合影於文學院綠意盎然的中庭。立於最前方（圖左）者即為張漢良主任。

1960年代中葉，朱立民教授與顏元叔教授所推動的課程規畫，不妨納入上述歷史結構來衡量。當時各項改革中比較重要的建樹包括：「文學作品讀法」的引進，「歐洲文學史」的增加，以及「英國文學史」延長為二年等。此外，顏元叔教授將「中國文學史」列為必修，算是比較特殊的作法；這個作法在此倒可以引發我下面的討論。

表面看來，這些課程規畫是正面的，但若吾人仔細考察今日實施情況及授課所用教材，我們卻發現，臺大外文系的英美文學教學可以一個字形容，那就是：decontextualization（即「去歷史脈絡」）。照理說，新增課程皆與文學「史」有關，怎麼會「去歷史脈絡」呢？其實答案不難尋找。各位只要比較外文系與中文系教師所受訓練，即可立見端倪。中文系有堅強的經學傳統，除了造就文字、聲韻、訓詁、校讎、考證專家外，也加強了文學研究者對歷史脈絡的觀照，因此在從事文學研究時，不致孤立其課題而僅作純美學的探討。我在這裡所謂的「歷史脈絡」，包括作品多向度的外在和內在因素，例如歷史語言知識，作者的生平，氛圍、出版的客觀條件對文本的影響等等。臺大外文系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忽視，我們自封的莎士比亞學者不少，多數在作「文意彰顯」的唯心工作，沒有人可以專業化地作版本學研究。更無人精通古英文、中世紀英文；或者能從事任何一個作家全集（corpus）的總整理。當我們在「文學作品讀法」或「英國文學史」讀華滋華斯或但尼生的時候，似乎總是（或只能是）拿作品作所謂形式主義的閱讀，並美其名曰「為藝術而藝術」。

本系同仁泰半未受嚴格的傳統文學方法論訓練，無法作傳記、考據、版本的研究。六零年代引進半套似是而非的「為作品而作品」的、未經反思的新批評細讀，同時拋棄了從未生根的歷史研究。但究竟何為「細讀」？試問：我們教「文讀」的老師，有誰能作十九世紀德國的philology式分析，或以現代結構語意學為基礎，在字詞之下，作音位（phonemic），文元（graphemic）及 意元（semic）分析？——所謂「細讀」，其實「粗」得很。若自己沒有能力作其他研究，也不願「故作謙沖」貌，反倒以自己的閱讀方式為是，結果不但誤導學生，也誤導其他行外的人（譬如當年中文系的人認為外文系的人都是新批評家），以及臺灣的學術次團體，和最大亂源媒體。終於形成目前學術界價值的混亂。

去脈絡化的發展，近幾年有另一意想不到的發展。詮釋者暴力地挪用自己的「歷史性」，認為自己存在的脈絡及「再脈絡化」 （recontextualization） 行為，可無限上綱。隨著新歷史主義或（後）殖民論述的興起，九零年代臺灣的英美文學學者更振振有辭地強調自己在族群、性別、意識型態的主體性，對傳統研究益加不屑一顧。近幾年來臺大外文系的課程，或教師所進行的研究，與傳統研究「相關」者比率甚低。博士班招生時，申請者幾乎清一色，十年前是解構，近五年則是第三世界女性書寫。近年來臺大外文系教師獲國科會獎助的論文有不少張愛玲、白先勇、族群意識的研究，都算在外國文學門的帳上。試問：這些研究本身沒錯，但與外國文學何干？獎金分配的排擠效果加上食髓知味的惡性循環，使得益發無人願意從事傳統研究了。

從2000年開始，臺大外文研究所開始推動課程改革。由於中世紀及文藝復興學者在國內難尋，我們在《泰晤士報高教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和《現代語言學會職業通訊》（MLA Job List）刊登廣告，徵求中世紀及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專家。應徵中世紀的包括一位紐西蘭藉，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文憑的學者，後另有他就，但本系聘得一位英藉十七世紀的聖經版本學專家。本人不怕人恥笑，決定從頭做起。

文學院長廊，煥發著古拙書香，有多少學子在此揮灑青春！

2001年，我們徵求英語史及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到臺大外文系任教。這也可提供國內博士生撰寫論文的一個求職指標。我希望，從明年開始，外文系的學生在大一英文課堂上，不要再重複學習他們可以從「作文」、「文學作品讀法」、「書報討論」或「口語訓練」等課程，甚至網路上獲得的知識；而能接受英文作為一門學術的嚴格訓練，比如讓英語史專家教授他們古英文、中世紀英文，進而暸解英文的沿革。如此一來，當他們在日後上到《貝奧武夫》、喬叟、史賓塞、莎士比亞、姜生，甚至詹姆斯和福克納的時候，對於英文或美文能有一種立體式的、系統性的、符號歷史結構性的思考──此處無法詳述。我相信，這樣的作法，是為英美文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作奠基的工作。此外，在臺大外文研究所方面，鑑於以往學生有嚴重偏食、傾向以過時的二三手西方理論作研究的情形，我們已經改革舊有制度，要求學生做配套式的選課。

我們期望扭轉文學研究一窩蜂和通俗化的現象，使「英美文學」這個學門在臺灣生根，也因此破除「臺灣學者──縱然是外文學者──所作研究必須與臺灣當前社會情況有關」的迷信。

以上構想的實踐，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尤其校方行政系統的支持。事實上，我們最大的阻力反倒是來自校方。數十年來美國文化主導的影響，學英文、說英語竟然成為國人潛意識裡的迷思，教英語變成外人眼中外文系的本務。外文系一半以上的人力皆花在為外系、所，深化、強化這個迷思上。這幾年校方成立了許多無師資的教學單位，如教育學程中心，不斷需索，加上某些執事者執迷拔扈，對學術專業毫無尊重之心，使得改革益顯無望。本人能有此機會表達，十分感激。深望校方能為臺大學術前途設想，對各系的學術專業予於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