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教授表示本計畫為長期的基礎研究，至少要5年之後才會看到初步成果。他指出，長久以來，國內學術領導鼓勵個人形式的研究成果居多，政治學界普遍不了解團隊合作的意義，故推出這項不迎合政策主流的計畫，試圖從營造學術社群或知識家族入手，結合研究與教學，提出屬於各所師生自己共同的議程與自我檢驗標準，力求在同仁從事研究與同學撰寫論文時不重複，有知識家族為後盾。為此，他先建立共同研究框架，蒐羅並報告文獻概況與提出論文議題方向，提供同仁未來申請研究計畫與同學撰寫論文的理論基礎與議題範圍。這項知識家族的議程，以「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為內容，並發展出大約30幾個論文課題。未來知識家族成熟之後，以家族支援計畫申請，以計畫開拓議題，以議題指導論文，以論文完成發表，以發表回饋家族。

目前所規劃的團隊研究議程，是以亞洲各國的中國研究為主，期能建立中國研究的知識社群，推動一年後，有下列幾項大方向上的實質觀察。首先，是關於華僑研究與中國研究，一般研究者區隔中國研究與華僑研究，但研究團隊有如下不同反省：華僑從文化上看待當地國不同於從政治上看待當地國，從文化上面對當地國，是透過某種中國身分從中心往邊陲看，但從政治上面對當地國，是以少數民族公民身分，且被視為某種中國代理人的印象中，從邊陲往中心看。所以華僑與當地國的互動，受到華僑的中國認識與當地國的中國認識所影響，而他們各自的中國認識則受到他們同中國的相互關係所影響。因此中國、華僑與當地國之間有相互構成的身分意識，華僑研究受到中國研究的間接影響至鉅，也影響中國作為身分的含義，從而重寫了關於效忠、忠心、祭祖等中國文化價值的內涵。

其次，是關於近代史的延續與斷裂的反省。一般日本的當代中國學敘事，習慣居於戰後的位置看待戰前的中國研究，因而對戰前提出思想脈絡中發生轉向與斷裂的問題。本研究重建戰後中國學研究與戰前中國認識之間的延續性，則關於戰前思想界所謂的斷裂，並非真實的斷裂，而是體現日本思想界因應現代性衝擊採取了不同方法，輪流在不同時期或情境中受到思想家的青睞；同理，戰後與戰前之間的斷裂，也屬於因應現代性的不同方法，從戰後出現的論爭中，足以反映戰前的所謂斷裂是長期歷史發展周期中的正常現象。如此，則戰爭所帶來的中國認識上的斷裂，成為戰後思想界區隔自身與戰前歷史的論述手段，並非本質的斷裂。

再其次，是反省關於英語文獻中對日本及中國的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的敘事：一般文獻認為西方主義就是東方主義的對立面，包括日本對中國有東方主義，日本與中國對西方都有西方主義。本研究團隊有不同體認，指出所謂日本的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敘事中，敘事者的自我認識主要不從與他者對立而來，因此沒有必須製造或鞏固差異的必然性。相反的，在日本的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敘事中，主要的論述策略反而是迴避他者，邁向某個文化理想，因此自我與他者的關係類似中心與邊陲的關係；簡言之，在日本中國學文本中關於自我的身分意識，並非真的從與中國在本質上的差異為主，而只是以西方為文化中心，並試圖臨摩西方中國認識中的東方主義，因而是偽東方主義，故不同於東方主義。

最後，是發現對於自我身分(self-identity)與自我觀感(self-image)加以區隔的必要，以身分為主時必須建構差異，且身分內容跨越時空均一致，以觀感為主時必須消弭差異，且觀感總是因應情境而調整。東亞各國中國學者面對中國時，與英語作者面對中國時的取向不同。一般英語文獻作者本身大致由其身分意識出發，也假定此一身分不隨研究對象而轉變，因此在決定如何選材或寫作角度時，多數追求在某種普世的理論框架或法則下，從差異界定中國。東亞各社群的中國研究者則大致重視觀感，對於論述時的情境、對象或議題，有意識地保持較高的敏感度，因此對中國論述的方向，可以依據情境需要選擇不同的角度，與作家本人當下的社會位置及社會關係網有關，因此不存在透過差異將中國他者化的需要，從而反射出英語中國研究的論述策略涉及英語作者對自身的想像。

國內政治學研究主要資源與關切所在，為中國研究與兩岸關係。目前的研究趨勢中主要方向是新制度主義（包含民主化、改革、國家社會學）與戰略三角的理論與政策相關分析，與國際學術界之接軌也以此大方向為主，已有飽和趨勢。另外一個新興的外在研究趨勢，是探索東亞作為政治區域的涵義及其可能性，並用東亞或亞洲的概念將中國解構成為區域，從而消弭中國與各國的區隔。這個議程在國內的文史哲領域較為流行，也在大陸、日、韓等國日漸受到重視，但國內社會科學界尚未展開。其中，中國融入亞洲的意義備受關注，但是哲學思辯居多，實證研究闕如。政治學、實證性與中國這三點的結合，適合成為研究議程。

第一年的研究經驗顯示，要探索中國、中國學與中國學社群之間的關係，必須整理亞洲諸知識社群所各有的問題意識與知識社會史，他們對中國的關係如何界定，足以影響對中國與對他們自己的理解，如澳洲是以亞洲國家自居的白人墾殖社會，力圖在知識上維持與歐美主流的距離，但又同採英語寫作，力求與主流文獻對話；如日本做為亞洲歐化的優等生，對於自己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以謀求日本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發展除了與歐美文獻截然不同的研究角度，呈現出與歐美普遍性理論並不相關的中國知識；如韓國處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歷史軌跡，使韓國對於亞洲與中國的界定，受到與日本關係的影響，因而不存在日本思想家所奠基於歐化這樣的參考點；如新加坡為面對馬來社會與印度社會的海外華人社會，又受到英國的殖民，因而同時必須與英國知識社群保持對話平台，與馬來社會維持區隔，於是其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不同於東北亞地區；在東南亞諸國中，越南中國研究在1993年後專責成立中心，後來居上，其中留學中國與俄國的學者各有特色，且河內政府的政策需要起絕對主導作用；印度知識界處在儒家文明圈之外，與中國存在競爭關係，與英國殖民母國知識界也有保持對話以獲取認可的需要，因此有別於澳洲式的墾殖社會；最後是港臺的中國學群，分別身在中國政治範圍的邊緣，一在內，一在外，都有透過西方學術語言與研究對象取得區隔的需要。

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究團隊提出屬於師生共同的議程與自我檢驗標準，力求在同仁從事研究與同學撰寫論文時，減少歧路遠路，不落單，不重複，有知識家族為後盾，有前人為基礎。利用計畫提供之資源，與計畫團隊成員所組成之知識家族，向各研究所公告計畫相關之論文研究課題與議程，師生共同研究，論文共同發表，形成系統。（本期本欄策畫／國家發展研究所邱榮舉所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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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石之瑜，《日本近代性與中國：在世界現身的策略》（臺北︰鼎文）

石之瑜小檔案

1958年生，苗族，已婚，育有一女一子，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博士（1988）；哈佛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國際安全碩士（1984）；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學士（1980）。現任臺大講座教授（自2007起），歷任臺大政治系教授（自1996起）及副教授（1990-1996）、高雄中山大學教授、Ramapo College of N. J.助理教授等。獲多項榮譽獎章，包括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教育部學術獎、國家圖書館2001年度百本代表著作、3次國家科學會研究傑出、富爾布萊特學者、菲華中正出版；名列世紀傑出學者、21世紀偉大心靈、亞美名人錄、劍橋國際傳記中心21世紀世界2000傑出學者、亞太成就與可敬人名錄等20多本名人錄；已發表中英文專著6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