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四月，我寫了一篇＜世界史上的學生運動＞登在《校友雙月刊》，不覺已經七年。作為一個研究中國教育的學者，學生運動雖然不是教育史的核心課題，但是絕對不可完全排除。今年一月我到東海大學歷史系演講，再一次與學生們討論有關學生運動的歷史及意義。這一次的演講讓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因此我覺得可以再一次借用校友雙月刊的篇幅來把它們呈現出來。

我在＜世界史上的學生運動＞一文中指出西歐中古的大學很少有反抗「政府」的運動。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大學」差不多都是天主教會所創辦，而一般的封建君主則既無財力、又無見識來興建高等教育的機構，所以學生們當然不會針對政府提出什麽大型的批判或抗爭。反之，整個中古末期充滿了大學教授引導學生抗議教會的教義或慣習的歷史。這裏就只說兩個比較著名的例子。

威克里夫被天主教法庭審判圖。

第一個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0左右-1384）。他雖貴為英國國王的隨侍神父，但是對於當時教會本身有許多批判，最重要的就是他關心一般的信徒由於不能讀《聖經》，容易被不良的神職人員欺騙，因此就發奮把《聖經》從當時通用的拉丁文翻譯為英文，好讓一般信徒可以讀得懂。他反對教會的行徑得到了當時貴族的支持，因此得以在牛津大學繼續教書，大學校長也對他無可奈何。

但是威克里夫的影響力一旦傳播出去，跟從的人多了，内部就產生了分歧。許多跟從他的人是窮人，他們攻擊修道院，引發了所謂的“Peasants’ Revolt”（1381，當時是叫做Wat Tyler’s Rebellion叛亂，20世紀之後才叫做「農民革命」）。威克里夫失去貴族的支持，沒有了舞臺，不久之後便去世。

威克里夫的追隨者──農民革命的烈士。

第二個是捷克的胡斯（Jan Hus, 1372-1415）。讀者們如果到過布拉格，大多會注意到市中心廣場上有座銅雕，描繪的是一個人在眾人中挺立演講的情景。這個人就是胡斯。胡斯是一個傑出的神學家，在布拉格的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教書，並於1402年出任大學的校長。

布拉格市中心胡斯臨刑前禱告的銅像。

他受了威克里夫的影響，勇敢指摘當時天主教會的腐敗，特別對所謂「贖罪券」極為反感，批評不遺餘力。他更進一步質疑聖餐（Holy Communion）的教義基礎。他呼應威克里夫的思想，更把他的《三人會話》（Trialogues）翻譯為捷克文（注意：胡斯也非常重視普及方言的聖經）。他因此被趕出天主教會，並且在1415年被判用火燒死。事實上，大學本身在1403年就下令不許教授威克里夫的學說，但是學生卻抗議學校的決定。於是雙方爭持不下，終於分裂。胡斯被教會判燒死，而大學的神學院和法學院也不得不關門，只剩下了文學院，而文學院教的卻是胡斯的學術。

胡斯對於天主教的式微有重要的影響，發動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就受過胡斯的影響。當然，到了路德的時候，許多大學已經對天主教神學產生懷疑，批判非常普遍。路德在威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教書，但是他的學生竟然來自歐洲各地，影響至為深遠。例如劍橋大學就有一些教授和學生很認同他的意見，據說經常聚會討論，而因此被戲稱為是劍橋大學的「小日耳曼」；雖然沒有真正的證據指出有這麽一回事，但是大家普遍承認劍橋許多教授和學生都受路德的影響。例如當時在劍橋大學教書的丁達爾（William Tyndale, 1494-1536。因翻譯聖經為英文，後來也被燒死）就曾經遠赴威登堡大學去跟路德問學。劍橋大學這段故事證明了大家心中相信的英國宗教改革的源流，而我們也由此可見近代初期大學與教會之間的爭鬥和改革運動如何影響了大學的衰落和轉型。

總之，文藝復興以後，大學與教會漸行漸遠，其後兩三百年間，學術活動（包括科學理論及實驗）主要是在沙龍進行。直到1800年洪堡德創立柏林大學，從此，西方的高等教育進入了新階段。

近代西方文明的重要特色包括大家熟知的「革命」（revolution）。Revolution一詞非常有意思：這個英文字，最先是大約在13世紀時從當時的中古拉丁文（一般是神職人員才懂）或法文引用進來，意思是天上星球的旋轉或循環運動。當然，人類很早就覺得天上的星星會來回旋轉運動，但是這樣的「感覺」並不受教會的接受，因此雖然古拉丁文就有revolvō 這個字，用來指「回轉」或「環繞」，但是它很少出現在談論天文現象的作品。要到了中古末期才開始改變，被用來描述星座的軌跡和循環運動。再過大約兩個世紀（15世紀中葉），開始有人用它來形容政權的更遞（但是沒有用來指教會的事務；所以上面的 「農民叛亂」不稱為「革命」），但是並不普及。到了17世紀，因為發生了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的「叛亂」或「革命」（現在普遍使用「革命」），於是revolution就漸漸被人們採用來指政權的改變，但是一般還是稱為「内戰」。再過三、四十年，這個字就頻繁出現，而終於在1688年，威廉三世取代了詹姆士二世的那場沒有流血的政變時，人們才公然說這是一場「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從此「革命」就變成了一個政治用語， 並且被認為是「合乎自然律及道德理想的義舉」。與克倫威爾同時，曾經大力支持他的米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曾經這麽正面地描繪「revolutions」：「革命往往難以補償因為失去真理正義的損失。國家沒有了真理正義，境況就更為淒慘」。

康廓德舊城中心，1975-76年間哈佛遷來此處逃避美國獨立戰爭。

再過了88年，美國革命開始了人類歷史的新葉。大學生們參加了獨立革命嗎？當然，哈佛大學學生們不乏因為嫖妓、抱怨食物不好而與當局爭吵或被開除的記錄，但是美洲獨立革命才是真正的大事，學校的師生多數是支持革命的，很多校友參加了革命軍，連華盛頓這麽一介軍人也在1776年被哈佛頒發法學博士的名譽。哈佛還曾經暫時遷校到郊外的康廓德（Concord；1775年秋天到1776年中），引發該地人的抱怨（典型的「城鎮對道袍」之爭），但是更重要的是先後兩位校長帶領學生大力支持美國革命，奠定了學校在國民心目中的地位。耶魯大學也大致相同，並且出了一位為革命捐軀的海勒（Nathan Hale, 1755-1776）。反叛君主政府開始成了一個充滿正義價值的道德義務。再過十多年，法國也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大革命，把革命的理想發揮到了極端，甚至於可以說矯枉過正！無論如何，這一段發展把革命和自由及民主制度（以及民主作為一個公正社會的理想）結合在一起，成了近代政治哲學的核心想象。

美國史上第一個為國捐軀的特務海勒的銅像屹立在耶魯校園。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事，因此參與革命的人往往是大學生。而就在革命作為政治理想的18世紀末年，歐洲的大學也開始復興，並奪回發展學術的主導地位。大學當然是年輕人聚集，最容易推動各樣合理及不合理思想的地方。於是在19世紀，我們就看到了學生運動逐漸與歐洲各國的政治鬥爭結合在一起，假革命之名，來實踐近代以來，以變易為歷史發展的核心的理想。

中國的學生運動與西方不同，因為傳統中國的教育缺乏西方的宗教制度和影響。當然，不是中國沒有宗教，但是宗教的力量缺乏規模，因此即使我們承認在宗教學校（像道觀、僧院的教育）也可能偶然有經生、學生、學士郎等鬧事的事情，但是我們所知非常有限，完全不能與官方學校發生的犯規、鬧事、遊行、抗議運動的龐大記錄相比。如果說西方的學生運動早期（中古末期以降）是對抗教會的體制和教義，而到了文藝復興以後，學生的經歷轉而針對世俗的政府，以法國大革命為最高潮，那麽中國的學生運動則完全是針對帝制的政府，情形非常不同。

明代之後，像宋代陳東所帶領的太學生抗爭的政治活動消失，一直到清末，只有偶爾學生鬧事的記錄，這個我在上一次的文章已經提過。清朝中葉以後，西方文明開始對東方造成激烈的影響。西方炮艦引領傳教士東來，挑戰中國的天下觀及傳統的教育。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不用在這裏複習。重要的是在歷經兩百年的安靜無事之後，中國讀書人為什麽會又開始要過問政府的事情。除了像東林士人的自覺之外，也是因為從西方帶來了革命這樣的觀念。

中國最早出現現代意義的「革命」這兩個字大概是在1896和1898年，兩篇文字都是日本作者從日本報刊翻譯成中文的。於是，中國人有了革命這個觀念。事實上，在前一年，康有為已經開始了他的所謂 「公車上書」的政治活動。他自稱發動了三千個舉人參與簽名，不過我想這一定是誇大的說法，但是無論如何，他在這時已經對西方文化有相當的憧憬，而同時的知識人大概也有相同的自覺。這時候，美國革命和「英國内戰」的歷史都也已經出現在中國的報刊雜誌上。

參與孫文革命的人固然有很多是出身僑民（黃花崗烈士有30人是南洋華僑）或幫派分子（黃興、陳英士、蔣介石），但是他們和許多其他的黨員都接受新式學堂的教育或留學日本。他們和林覺民、方聲洞、秋瑾，乃至於汪兆銘等等都是現代化中國的讀書人，與歐洲的intelligentsia可以相提並論。

黃花崗起義的烈士多是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人。中國稱他們是富二代，好像是在嘲諷統治者。

於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非常自然地發生了。革命和年輕知識人之間不可分離的交纏關係固然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展現頭角，但是它也在俄國的十月革命（1918年）表露無疑。後者成了20世紀革命最重要的代表。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中國的辛亥革命在孫文的眼光中是一場尚未成功的革命，而西方研究中國近代革命的學者很多也認同這麽一個說法。芮瑪麗（Mary C. Wright, 1917-1970）就主張說1949年的中國共產革命就是延續了孫文的國民革命。中國幾十年的革命確實沒有能建立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比諸蘇聯，那麽對傳統的破壞甚至於有過之而無不及。

革命、大學生、知識人對專制腐敗政府的批判，這些都是近代歷史的重心發展。要瞭解近五百年的世界歷史，恐怕不能不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學生運動也因此成了教育史和世界史的核心課題。同時，我也應該加上這麽一句話來結束這篇冗長的文章：這個由學生主導的革命近代史或許就要告一個段落了，大學的體制我認為在未來十年内一定會有激烈地改變，而由大學生主導的「革命」也會逐漸消失。大家拭目以待吧。（2021年2月20日   於紐約華濱澤瀑布）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