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閱《天下雜誌》318期（2005年3月1日出刊）李雪莉大作＜迷失臺大，高教悲歌＞（以下簡稱李文）心中感觸良多，文中充分描繪了目前臺灣高等教育的困境，也對本校有很多期許，但是臺大是否真的已經迷失？我覺得還有商榷的餘地。

李文中提及我國每位大學生所獲得的教育經費（2002年為U.S.$ 3,873元）不但比韓國（2000年為U.S.$ 6,118元）低，也比不上馬來西亞（2000年為U.S.$ 7,924元），甚至比不上平均GDP僅為臺灣1/12的中國大陸（1999年為U.S.$ 5,798元），此均屬實，主要原因在於臺灣高等教育近年來在量方面急速擴張，學生總人數十年內增加近三倍，2004年臺灣大學生（含研究生）總人數為981,169人，李文引用教育部發布之資料，臺灣每千人中接受高等教育人數為58.35人已超過美國（每千人54.4人），比法、英、日、德等先進國家超過更多，李文中又提及大學已淪落為「工廠」，全國兩萬多位教授變成「學術長工」日以繼夜趕寫論文，投稿SCI、SSCI、EI、AHCI等國際期刊力拚業績，忽略教學。

我們必須探究為何會發生這種情況，我認為這是「國際化」所引發的必然現象，也顯示美國強勢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其實SCI、SSCI、EI、AHCI只是美國一家私人公司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對學術期刊所發布之「排行榜」，目前該公司已被Thomson Scientific Co.收購。ISI成立於1960年，其總部位於美國賓州費城，有約900位Ph.D.從事世界學術文獻索引的製造與發佈，其影響力（尤其對東亞各國）不容忽視。1990年3月21日國科會邀請ISI創始人兼董事長Dr. Eugene Garfield來台並在「全國學術性期刊編輯人座談會」中報告「How ISI Selects Journals for Coverage」此為國內開始重視SCI、SSCI等期刊論文之始。

ISI所發佈之資料在目前是國際學術界普遍接受的一個標準，但我覺得並非唯一的標準。李文亦提及國內學界部分人士認為我們強調SCI、SSCI、EI的程度是否已「走火入魔」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現實面是「Survival,first」，目前在臺灣學術界不論謀職、教師升等、國科會計畫之申請等，五年內申請人在SCI、SSCI、EI所發表論文之數量與Impact factor均為主要的考量因素。

一般言之在自然科學、工程、生命科學、醫學方面大部分之學者對SCI論文作為評審主要之考量因素尚能認同，但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方面，則對SSCI是否應列為重要指標，有時會出現較大爭議，問題在於一方面有國際化發展的壓力，另一方面因部分學者堅持本土化的觀念，研究範疇較注重地區性，故難以確立普遍客觀之評量標準。此外部分學者認為華文學術研究有其特有之文化背景與需求，我們是否應將學術命脈依附英語系列手中，亦值得深思。

大學教師日夜趕工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對教學是否會造成影響，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也都瞭解「教學相長」的道理，教師們如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他們會在上課時把研究的成果納入教材，讓學生們獲得新知，我想此一問題的癥結，在於教師對教學的「使命感」，據我個人所知臺大的教師，不論年齡的差異大部分都十分敬業，晚間各系所都是燈火通明，臺大有「耳順」之年的正教授，今天還是親自洗“beakers”，不假手研究生或助理，因為他自己洗過的beakers在實驗過程中才可靠，不少臺大的教師都是以校為家幾乎全年無休，目前臺大教師再評估辦法中已將獲「教學傑出獎二次」或「教學優良獎十五次」者納入教師免評估之條件，也可看出臺大對教學的重視，大家也期望臺大在教學上能有更優良的表現。

我們緬懷臺大守護神傅斯年校長時代的人文精神，傅校長能秉持學術良心與大學自主的精神，為臺大建立久遠的制度，他在報刊發表＜學校不兼辦警察任務＞的文章，在當時的環境下充分表現了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他禮聘大師級的教授，如董作賓、方東美、臺靜農、屈萬里、沈剛伯等人，來臺大任教使學子們受益良多也奠定了臺大日後的自由學風。

我個人認為臺大現任校長陳維昭教授對臺大的重要貢獻，不是他為臺大募得了20億台幣的捐款，而是他的確守住了『學術中立』的標竿，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某一政黨邀請陳校長出任「副手」候選人，但被陳校長婉拒；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某一政黨希望陳校長為該黨之文宣背書，亦為陳校長所婉拒，這一點作為臺大人的我深感敬佩。

李文中對臺大的期許（提昇教學品質、加強人文素養、導引社會思潮等），我也十分贊同。在校務會議中臺大教師（包括我本人）也曾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有時「現實」與「理想」可能會有落差，在「國際化」與「競爭白熱化」的今日，『傅鐘的聲響像暮鼓晨鐘般，一聲聲』（引號部分摘自李文P136）仍然在薄霧中引導著臺大人走向旭日東升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