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到了中期才在臺灣人的期待之下設立臺北帝國大學。先成立文政學部、理農學部，後增設醫學部。這不只是政績上的一大盛事，亦是臺灣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創設。日筆者忝列第三屆畢業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徒嚼五穀沒有用處，卻因先輩凋謝，應徵呵筆來談母校的往事。

當年，為創設臺北帝大，先成立台北高等學校。而以原台北高等農林學校的施設為基礎擴建。當時臺灣人自是期待多收本地學生，可是，事實上卻因要考進台北高等學校已成為困難的一關。（註1）一方面是因為優秀富裕的人才爭相到日本本土去考一流的大學，東京帝大、京都帝大等，結果進入臺大的學生竟形成人口比例少的日人學生居多，人口比例大的本地學生反而較少。──傳說冥冥之中有限制──記得那時候有一位擅長統計的人士指出臺北帝大的經費若算在每個學生的身上一個學生所花臺灣人的納稅額多得驚人。說話人似乎亦在為本地人就學機會不理想打抱不平。

日本的大學生視高等學校三年為人生一生的自由奔放的時代，一面承受日本武士道的餘習，一面模倣德國文學思想所謂「疾風怒濤」（Sturm und Drang）（今又譯作「狂飆與突進」）的意氣，不受羈束，不恥敝衣破帽。但是，一旦踏入大學之門，大都如同颱風「回南」，作一百八十度轉向，安分地面對擺在面前的三年課程，一篇論文。論文及格就是學士，再加修教育概論學分就可以由文部省獲得中等學校、高等學校漢文科教員的資格。（不過，這對於當時的臺灣人來說只是止於「 資格」而已。）

大學的新鮮人大都不知天高地厚，先月旦起師長來。那時，臺大的教授陣容顯示有兩個來源。一為：不是來自東京帝大就是京都帝大，另一來源就是在本土早已享受盛名的及年輕氣銳的少壯學者。土產的像醫學方面的杜聰明教授是例外。學制大致依照本國的帝國大學，以「講座」為中心。每個講座擔任教授一人，助教授或講師一人。一個講座或兩個講座共用助手或副手一人。不任官等的助手叫做副手。主任教授沒有移動，助教授無論有多大能力成績都升不上去。至少我個人的印象如此。

文科方面的教授陣容，東京帝大出身的與京都帝大出身的似乎旗幟鮮明，旗鼓相當。我沒有特別調查，只憑表面上觀察，東大派似乎偏於儒學、哲學。京大派比較實事求是。這是我初淺的觀察。例如：東京的「斯文」雜誌，京都的「支那學」雜誌在一段時期分別代表東京、京都的學風傾向，好像中國學術有「漢學」「宋學」的對立，經今古文學的區別。東京、京都兩派的學者會合在臺北帝大共事，其間人事上有無摩擦，那是大人先生的事兒，我不得而知。不過有的人超然獨立，有的人喜好比較自我主張，那亦是人情自然的現象，不必厚非。

這纔來談臺北帝大「東洋文學講座」名稱是否名副其實？雖然我是這裏的畢業生，並未參加創設，所以止於試作猜測「解釋」而已。事實上當局是要開辦「中國哲學」「中國文學」講座，為甚麼竟稱「東洋文學」呢？按照當時日本本土的習慣，東大、京大都稱「支那」文學、哲學。日常生活亦是以支那指中國大陸。如果我沒有記錯，民國成立二十幾年了，日本的支那學者由臺灣寄出去中國大陸的信件猶填「支那」兩個字。據街談巷議（在校內沒有談過這問題），臺大的中國文學講座，不冠「支那」兩個字是避免引起敏感問題──民族意識。據商務版國語辭典「東洋」詞條的詞解是：中國指日本叫「東洋」。然則臺大的「東洋文學」是張冠李戴，冠錯了。反顧東洋文學講座的規定，事實上，主修中國文學課程居多之間「必須」修有關日本文學的學分。再查日語辭典「辭苑」（新村出編）「東洋」條云：亞細亞東方、日本、支那、印度等。然則日語意識的「東洋」確曾兼含中國、日本在內。那麼使用「東洋文學」兼指「中國文學」，又含日本文學，則似乎說得過去。不過需要費一番的說明──下個定義──就是。這個問題現在已走進歷史了。

這臺北帝大的東洋文學講座首任教授是久保得二，號天隨；以字行。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聞名的詩翁。以「西廂記之研究」獲得博士學位，雖不閑官音但吟詩填詞自然合轍，羚羊掛角不留痕跡，所謂沒有「和臭」（日本味道），與中土人無異。可惜在職僅四年病逝。遺留藏書悉數轉入臺北帝大圖書館。藏書多詩集、戲曲。善本戲曲多種，尤其珍貴，堪稱為校寶。

天隨師使用過的教材，有：甌北詩話（趙翼）、宋元戲曲史（王國維）、中國戲曲概論（吳梅）、元曲選（藏晉叔），中國文學史（自編）。

助教授神田喜一郎，號鬯盦，京都人，京都帝國大學支那史學專攻畢業。天隨先生歿後遞補東洋文學講座教授。博學多才，兼及經學、文學、藝術等。

鬯盦師選用的教材，因我轉向探索閩南語史，忘得一乾二淨了。因寫此文鉤沈舊憶，急記如後：

論文雜記（劉師培，字申叔）、胡刻昭明文選（梁，蕭統編，李善注）（按，坊間多見六臣注）、六朝儷指（孫德謙，字隘堪）、漢書藝文志舉例（同上）、漢書藝文志講疏（顧實）、詩毛氏傳疏（陳奐）。

瀏覽上列書目，講授昭明文選、論文雜記、六朝儷指，可知其對駢儷文的偏愛，但他仍詳細介紹古文辭類纂（姚鼐，古文派）。講漢書藝文志是運用他對書誌學的心得。他不但精通四部經史子集，對世界名著亦多所涉獵。講詩毛氏傳疏是取其經學兼文學，當時師正鑽研經學，十三經新疏出齊，乾嘉經師的偉著擺在眼前，所以取陳奐的毛詩新疏做為引導學生入經學之門的課本。那時筆者在市面上購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同上）、經學歷史、五經通論（以上皮錫瑞）、漢學師承記（江藩）、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支偉成）等書，參照並看，一時深陷迷入。

末了，談一談：東洋文學講座的中文書購置的情形。購書，除了圖書總館以外，各講座都有獨立的經費自由購置，但要向總館辦理登記。臺大購置中文書的講座主要的是：東洋史、東洋哲學、東洋文學三講座。也就是中國文、史、哲三部門。除了各自的經費以外，總館在創校初期曾購兩批大宗的中文書。一批是「烏石山房舊藏書」。是創校初期由中國大陸福州龔氏購進來的。

烏石山房藏書的奠基人，可以溯至乾嘉學者龔景瀚。景瀚著有「澹靜齋叢書」（「離騷箋」「邶風說」等），傳至其孫龔易圖（著有「谷盈子」「烏石山房詩集」等）時，大為增加可觀，見重鄉梓。

臺大圖書館購入該藏書時，曾依據「烏石山房藏書簡明書目」鋼刻油印本一部兩冊分置各圖書室備查之用。其卷首即有龔易圖所作序一篇題曰「雙驂園烏石山房藏書楹條款并引」約兩千字，歷敘藏書之難，保管維持之難，並訂立掌管規例十五條，勉勵後人，世世遵守。末署「光緒已卯十二月穀旦雙驂園烏石山房主人」。

光緒己卯，當1879年。再四十年後，這批叢書轉入台北帝國大學圖書館。（註2）與前述「久保文庫」形成臺灣大學中文書的兩大基礎，當時臺大藏書已達到可觀的水準。值得特記的是東洋文學講座購書到終戰為止，一直是神田教授一手精挑細選的多。遺憾的是：戰爭末期臺大遭聯軍轟炸，8月日本投降，9月我由疏散地返回台北，目睹整排的研究室圖書室的門洞開。舊書店出現公私的藏書。

注釋：

注1：台北高校的第三屈本島人學生，文科甲類佔四分之一，文科乙類佔十分之一。甲類主修英文，乙類主條德文。

注2：三四八○三冊，三萬多日圓。久保文庫的書價亦是平均一本一圓。

編按：作者為吳守禮教授，1933年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畢業，臺大中文系教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