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起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的名字，大家都會肅然起敬，希望從他哪裏聽到關於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過程，垂聽這位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智者的話語。這是因為湯恩比代表的不僅是地理發現以後最强大帝國的世界觀，更是告別維多利亞時代繁榮和自信最後的良知。

由於篇幅有限，這裏就不談其內容，雖然很多人可能想要知道，想看看湯恩比對於人類歷史的「規律」，或許日後再來寫。現在只討論他的巨著在1960年代以後的命運。

首先，湯恩比所看到的世界歷史發展的「規律」很快就遭受專業歷史學家的無情挑戰。這一點完全可以想像。歷史家們當然很容易可以挑出湯恩比的小錯誤，譬如人名寫錯，地名寫錯，拼音拼錯等等。許多的小錯還可能是因為對歷史事件的解釋不同，湯恩比用的是A專家的說法，那麽不同意的B專家，就可以寫文章批評湯恩比。
其次是由於他的書寫了近30年，因此就會產生前後不一致的問題。最先出版的第一到第六卷大致都寫得很清楚，也有充分的連貫性。但實際上多數的人不可能真的讀完它們。所幸有一位也是很不錯的英國史學家（D. C. Somervell）把這六卷寫成一卷的摘要本，於1946年出版。這一個摘要本無疑是絕大部分人瞭解湯恩比的基本。

但是由於湯恩比又繼續寫了好幾卷，所以有時候他的想法就會有所改變，例如他在前六卷中認為可以稱之為「文明」的有21個。但是到了第七卷以後，他的總數就似乎膨脹為23個。後來更有人認為他一共討論了26個文明。可見他對文明的定義在將近30年的寫作中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雖然後四卷也有摘要本，但是許多讀者認為第二冊摘要本並不能表達出原作者的思想和意旨，之所以如此，大半也是因為湯恩比無法保持他觀念的連貫性。

第三個問題是他寫完十卷書的日子正是英美法三國打敗軸心國的時候。湯恩比所思考的基本上是一個戰亂的年代。他的經驗是人類自相殘殺，心情當然煎熬痛苦，而宗教的力量又日漸式微，因此他對人類文明的展望是悲觀的。事實上，他在1948年出版的《煎熬中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ail）可以說是他在這一段時間對西方文明悲觀的明顯寫照。雖然不若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的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那樣的絕望，以為西方文明就將滅亡，但是「宗教可以孕育文明」的主張在戰後的英美似乎有一點脫離主流的思想。20世紀後半，西方文明急劇世俗化，湯恩比的宗教觀遇到了極大的挑戰。

湯恩比是一個受宗教信仰影響很大的人。但是在1950年代以後，如上所述，西方宗教進入了一個强烈世俗化的時代，基督教特別如此。因此湯恩比的書到了50年代也受到許多世俗學者的批評。簡單來說：湯恩比的宗教觀主要是來自基督教。譬如說，他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在幫助人們面對人的「罪」（sin）。這樣的說法當然與中國人常說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勸人為善是有一定的距離。對佛教信徒來說，接受基督教「罪」的想法也是非常奇怪的要求。所以雖然湯恩比再三強調所有的宗教都可以互相瞭解，而且最後人類會發展出一個新的、更高級的世界宗教。但是這樣的說法未免陳義太高，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人鼓吹他的說法。

湯恩比常常把各樣不同的思想拿來與宗教相比，沒有細心地區分世俗未真正成型的宗教和他自己所說的普世宗教。他也常常不能細心地把「信仰」和「宗教」分開。因此1936年當他與希特勒見面時，居然無法看出希特勒的反猶太偏見，甚至沒有譴責希特勒近乎發狂的《我的奮鬥》裏的「信仰」。他的錯失成了猶太知識分子懷恨的對象。他對猶太文明的說法也被譏笑至今。

與他的宗教觀繫在一起的是他對猶太人的偏見，乃至於歧視。湯恩比常常不經意地批評猶太教，這當然是來自幼稚的傳統想法：猶太人處死了耶穌，更是罪有該得。湯恩比生在一個控制了全世界的資源和隨意可以指導歷史進步的維多利亞時代，對基督教徒歧視猶太人的傳統很難獨立做出反省，很難瞭解該偏見的錯誤。

但是遠在東方的日本有一位池田大作（1928- ），他對未來各宗教會統一融合成高等宗教的說法非常嚮往。池田大作是日本創價學會第二代的繼承人：他宣揚根據日蓮正宗發展出來的現代人間佛學，積極參與社會教育的工作。池田曾經花了大錢去跟湯恩比進行40個小時的對話。後來創價學會把對話錄印出來，到處販賣或贈送（中文名為《展望二十一世紀》）。內容未必非常高深，主要是鼓吹所謂的世界宗教乃出自各宗教的融合與統一；它也提倡人類在21世紀一定要和平相處，以保全人類的生存。

本來這樣的說法並沒有不對，但是池田實在顯得太過膚淺。湯恩比又無法看出與他在對談的這個人正是他所謂的蠱惑人心的「師父」。無怪乎湯恩比被攻擊得體無完膚。甚至於他的女兒都認為這是湯恩比老番顛的想法。

以上我舉了三點來說明他是如何地被批評，以至於在他晚年的時候，他的書已經幾乎沒有人讀了。他的晚年是落寞的。不過就像未來都是不能預測的，大概在1990年代，他卻以另外一個不同的面貌重新回到了思想界。這就是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這本書早已翻譯成中文，因此在臺灣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它的出版受到非常廣泛的重視。

杭廷頓的中心想法是，文明的衝突是未來歷史發展的形式：人類歷史裏有幾個重要的宗教，它們支配了文明的生長。這幾個文明是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他主張文明是以宗教為核心，多少是受到湯恩比的影響。
杭廷頓的說法也同樣招致許多批評，有各樣的反對意見。總之，杭廷頓的思想相當程度反映出湯恩比的歷史觀。

最後必須就湯恩比對中文世界的影響講幾句話。湯恩比的書很早就被翻成中文，而事實上，他還見過蔣介石。他對蔣介石個人的評價是高過毛澤東的，但是因為湯恩比確實曾把中國的共產主義當作一種內部無產者的宗教，所以不能說他對中國存有幻想。何况中國興起茁壯而令人刮目相看是在湯恩比過世之後的事，換言之，即使他曾經對中國有過幻想；與幾十年後人們對中國的幻想，二者並沒有太大的相關。（按：這是我在2022年11月27日在台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年會的主題演講摘要。）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最為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