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現在對一個臺灣的大學生問誰是「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我想恐怕十個不會超過三個說得出他是誰。即使說得出他是一個英國哲學家的人恐怕也不會有一半講得出他的哲學有什麽特色。

當然，一定有人會說知道哲學家有什麽意義。坦白說，我也常常在想這件事。記得剛開始唸大學時，讀洪耀勳的《哲學導論對話》，一開頭它就問「學哲學可以當飯吃嗎？」。可見許多認為生命的價值就是賺錢的人，常常會對不把賺錢當做是第一要務的人問這個問題。

對於一般讀書人來說，洛克大概是以他的政治理論最為著名，簡單地說，他是所謂「自由主義」的鼻祖，對西歐及美國民主制度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他所寫的《政府論第二書》（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差不多是美國所有大學生都讀過的經典作品，因為他對於美國革命、民主自由、以及開明的宗教觀都有論列，影響了追求美國獨立的思想基礎。這本書因此也是許多受美國影響的知識人所熟悉的著作。

洛克對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影響西學初入的中國至深。

洛克第一本重要的書，寫的就是有關「寬容」的問題，書名叫做《論宗教寬容》。原來宗教改革以後，信仰宗教的自由成了問題，所以知識人當然要思考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應該對別人的信仰寬容嗎？第二個就是如果應該寬容，那麽宗教教義的是非豈不出了問題？宗教可信嗎？這兩個問題正是洛克所關心的。事實上，洛克是承續比他大24年的米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關心而寫這本書的。米爾頓著有《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d Printing, 1644），攻擊英國審查出版品的習慣。

米爾頓著有《論出版自由》，反對書報審查制度。

上面提到的兩本著作都與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政經及社會理想價值息息相關。他的觀點在美國革命時期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例如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的《常識》（Common Sense, 1776）基本上就是洛克政治思想的翻版。書中除了對宗教思想的批判，提倡革命的正當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兩人都提出相同的「財產私有」的信念。顯然，潘恩是承續了洛克的意見。潘恩這本書就像清末鄒容（1885-1905）的《革命軍》一樣是兩國革命的指南書。

潘恩和他的著作集。

洛克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是他對人類知識來源的解釋。他在1689年出版的《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主張人出生時空無所知，好像是一塊「白板」（tabula rasa），經驗從外面打進了這塊白板，從而塑造了一個人的知識和人格。這樣的說法當然跟傳統基督教的說法不一樣，成了理性時代許多人思考教育哲學及方法的出發點。由於他主張人生來沒有知識，因此當然也探討了有關教育的課題。他的《對教育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具體地提出三個教育的內容：體格的訓練，德行的養成，和研讀專業的學術。

以上非常粗略地介紹了洛克的思想。其實他對東方的中國也有相當的興趣。我借此順便提到這件事，主要是因為很少有人研究。事實上，大部分的學生都不知道他有這個興趣，還留下了一些筆記。據說他晚年所住的房子牆上就貼了一張亞洲的地圖。中國學者韓凌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專書，名為《洛克與中國：洛克「中國筆記」考辨》（北京大學出版社），對這個課題有文獻上的詳細介紹。至於究竟洛克是想如何用中國文化來佐證他的哲學呢？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過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出版他們的看法。

洛克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華文的出版物大概是在1902年，在梁啓超寫的〈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發表在《新民叢報》。《新民叢報》是梁啓超逃亡日本時，在橫濱發行的雙周刊，可以說是當時介紹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入中國的最重要媒介，幾乎超過了西方進步基督教傳教士所出版的諸如《萬國公報》、《字林西報》等雜誌。梁啓超著名的「新民說」就是在這個叢刊發表的（連載了34期）。《新民叢報》剛發行，梁啓超就寫了這篇文章，他將洛克和康德放在起，提倡他們對自由的闡述。他對洛克的理念表達大致是對的，但是對康德的想法就有比較大的錯誤。洛克的政治哲學核心課題是「天賦人權」，強調人權的重要性，不可侵犯。因此如果說自由是一種人權，那麽梁啓超擔心洛克的見解會造成「相率於踰閑蕩檢」，至少是反映了批評洛克的人常常提出的說法。但是梁啓超絕對支持宗教的寬容，以保障哲學的自由。

梁啓超，引介西學進入中國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梁啓超一接觸洛克的思想，就開始下功夫，因為在第二年，他在一篇題為〈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也是在《新民叢刊》發表）的文章中，引述了洛克對於這個課題的發言，按照梁啓超的說法，洛克是這樣說的：「地理與歷史之關係。一如肉體之與精神。有健全之肉體。然後活潑之精神生焉。有適宜之地理然後文明之歷史出焉。」這樣的說法對當時關心中國是不是能在現代世界裏生存的梁啓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寫了這麽一篇文字。當然，這種地理影響文明的說法在西方思想已經流傳了，例如早他約100多年的波當（Jean Bodin, 約1529-1596）就曾經系統地談到這個問題。晚於洛克半個世紀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也在他的《法的精神》（就是大家熟知的《法意》）强調地理（當時普遍的說法是「氣候」）因素影響了各國的風土人情和社會及法律的形態。孟德斯鳩對這方面的討論其實是遠勝過洛克的，影響也較為深遠（直到今天仍有許多學者持續研究）。不過梁啓超在洛克的作品裏（可能是在他的《政府論第二書》大概有片言隻語的發揮；我還沒有查到）卻能找到一些他內心所焦慮的答案，這也算是有心人了。

上文提到現代人對洛克的興趣主要在他的政治理論。而梁啓超所介紹的也多是這一個課題。但就在他開始介紹洛克的時候，由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們設立的廣學會卻選擇開始連載中譯的《人類理解論》。它在廣學會出版的《大同報》（周刊）連載了一年左右（1907），然後由《中西教會報》接續出版，到1908年刊完。當時廣學會的各種出版品對中國思想的影響非常大，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從他們選擇翻譯洛克的著作這件事讓我們看出廣學會代表的是西方所謂的「新派」的教會思想，頗令人欽佩，因為洛克對宗教的確是採取了比較開放乃甚至於批判的態度。20世紀以前，基督教的主流思想對於這些進步思想家是認同的。

《大同報》在連載《人類理解論》時，把它的書名翻譯為《心學妙用》。這個翻譯很有意思，顯然譯者是把知識和王陽明的「心學」等同起來，因為王陽明認為人的知識（特別是道德）的來源是人的心。譯者大概是認為洛克對心智活動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對「心」的研究吧。

同時，另外一件事情正在發生：就是洛克的這本書也在上海發刊的《教育世界》連載。《教育世界》是羅振玉（1866-1940）和王國維（1877-1927）一同創辦的，它反映的是羅振玉要介紹西方學問到中國的想法。這當然等於是要帶進新的教育理念和實際內容，因此雜誌命名為《教育世界》。這本雜誌出版了大約有八年，把洛克這本艱難的書全本翻譯，書名則定為《悟性指導論》。共連載兩年（1907-08）。 他們師徒二人對西方學問是有相當的憧憬的，但是真正下功夫學習西方語言並從事大部分翻譯工作的是王國維。一般來說，兩人的翻譯都不具名，所以我們不是能確知翻譯者是誰。但是由於王國維實際上負責這本雜誌的編輯和出版，外語能力又遠勝過羅振玉，因此是他翻譯的可能性比較高。許多研究王國維的學者都知道王國維受到叔本華 （Schopenhauer, 1788-1860）和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的影響，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任何人討論他在《教育世界》從事的翻譯工作和成果。其實王國維對中國人引介洛克的工作是做了相當的貢獻的。

王國維將洛克的論述譯成中文，引介給中國人，貢獻良多。

另外，翻譯洛克這本書的人還有鄧均吾（1898-1969）和關其侗（1904-1973）。鄧氏是一位自學成家的翻譯工作者，因郭沫若的關係，通過創造社而加入共產黨。他把洛克這本書的名字翻譯為《人類悟性論》。關氏是一位女性哲學家，是北大外文系的畢業生。她翻譯書名叫做《人類理解論》。這兩書出版的時間各在1934年及1938年，我在臺灣沒有找到這兩本書。

洛克主張人生來就像一塊白板，完全沒有先入的知識。

由於洛克這本書（以及其他的因素），當時有不少研究教育的學者就也寫了不少有關洛克教育思想的文章。大部分的作者或許是因為專做教育研究，所以不如談論政治的思想家有名，比較不為我們所認識。現在只列出幾位，不做詳細的介紹：黃子通（1928），張世文（1929），唐魁禮（1934），楊玉生（1935），管中敬（1935）等等。

我已經寫得太長了，就此暫時打止。後來再繼續寫洛克政治思想如何在1949年前傳進了中國。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最為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