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獲保送進入臺大醫科就讀。當時臺灣只有臺大跟高醫有設立醫科，另外一個是軍方的國防醫學院。能夠進入臺大醫科就讀，內心自然覺得有一股驕傲感。當年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設有醫科，入學頭兩年稱為醫預科，由病理科葉曙教授擔任主任，直至1974年才將醫科更名為醫學系。醫預科學生都在校本部的理學院上課，課程包括中文、英文、中國近代史、植物學、動物學、比較解剖、化學、物理、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等科目。前兩年的基本課程是為進入醫學的準備。為了增長知識，我也會旁聽社會學，並聽過知名哲學系教授殷海光的課。

在我那一屆，本地生有62人、僑生31人，總共93人。跟現今醫學院不同的是，當年醫科的學生，必修德文跟拉丁文。拉丁文很難記，我們當時是一位天主教龔士榮神父教的，我後來都忘了。但學習拉丁文對認識醫學名詞有很大幫助，從字頭、字尾便可以知道是什麼意思，不用死背。

進大一時、醫預科大二學長會辦歡迎會迎接我們這些新鮮人，而我們也在下學期歡送學長們回去醫學院。到了第二年，我們在學弟妹歡送中，正式轉到醫學院上課。在七年的醫學生時間中，大三、大四兩年的課業可以說最繁重，也是最容易被留級的兩個學年。大三有解剖學、組織學、生物化學、細菌學、寄生蟲學、生理學等；大四的藥理學，要背很多東西，如藥名，很多要靠記憶，同時也進入基本臨床課程。

實習課的大體解剖，八個學生共同研究一具屍體。對於解剖大體，我並不害怕，內心反而很感謝這具大體給我們學習的機會。相對於解剖學、組織學比較有跡可循、容易記憶，對我來說，比較困難的是藥理學。教導我們藥理學的是知名教授李鎮源，他講課十分認真，名詞都記得很清楚，是位好老師。

當時許多同學都抱持「把大三、大四拚過去就好」的心態，我認為只要認真讀書，趕得上應該沒問題。我的成績算是不錯，得過書卷獎，獎金不多，但是個榮譽；另外，我也得過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獎學金，記得獎金大約有一萬元。

醫學院有導師制，我的導師是細菌學嚴智鍾教授，他年青時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在1910年直升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當時很少外國人能去讀東京帝國大學，也很困難。他擔任我們導師時年紀已經蠻大，每隔一段時間他會找我們談談有關學業及生活，並請我們導生吃飯。

還有一位很有心的老師，是我大三時的生化董大成教授。他組了一個社團叫ROV（Rose、Orchid and Violet；玫瑰、蘭花和紫羅蘭），大意是用花的顏色代表熱情、純潔的意思；他從每一年級挑四個人參加這個社團，定期坐下來談天、吃飯。談天的主題除了政治外，什麼都談。

從大五開始，我們進入臨床實習的階段，開始在各科輪流實習。除了四大科─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也包括其他小科。我們每天早上上完一堂課，九點後便去醫院實習，直到下午四點再上一堂課。

大五、大六時，我對於將來要走哪一個科別還在思考。當年比較熱門的是內、外、兒、婦四大科，不像現在比較紅的是五官科。以前成績好的學生才能進四大科。

在這個階段，我也遇到幾位令我欽佩並獲益不少的老師。例如專攻小兒外科的陳秋江教授。他擔任我大五在外科實習時的總住院醫師，我大六到小兒科實習時又遇到他。我對他印象深刻，陳教授的知識、判斷非常好。另一位宋瑞樓教授，他是臺灣研究肝病的前驅。宋瑞樓教授對於「對」的事情很執著，在教學上十分嚴格，看病非常認真。宋教授有一句明言我至今仍記得，「學生沒教好，老師第一個要反省」。

後來決定走骨科這條路，有兩位骨科前輩對我產生一定的啟示及影響。一位是陳漢廷教授，我和他蠻談得來，他對教學很有想法。陳漢廷教授早年擔任臺大外科住院醫師後，曾經到美國西北大學受完整的骨科住院醫師訓練，是對教學議題非常關心的老師。另一位鄭俊達醫師，他當時是骨科的總住院醫師，開刀技術讓我印象深刻。

醫學院暑假時常有學生去實驗室作實驗，大三暑假我參加生化研究室的工作。任務是切除老鼠的腎上腺（Adrenal Gland） 以做新陳代謝的實驗，這是我第一次動刀。大四暑假去成功嶺受訓。大五則參加臺大心臟病調查團隊，前往彰化二林作農夫及漁夫高血壓的調查。

大七當實習醫生時都需要值班、隨傳隨到，非常消耗體力。但老實講，我當時並不覺得「血汗」，反而認為有分配到工作就是要做。年輕時雖然沒有特別鍛鍊體力，但我養成一項特質：就是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睡覺。不需要躺很久，坐著也可以睡。當實習醫生時偶爾晚上值班時能夠開到一個盲腸炎的刀，就非常高興，心情很好。也算是大學生涯的一個里程碑。

我是在七年級慢慢形成將來走骨科的想法。當年骨科不是太熱門，但我認為骨科有個特點，就是骨科處理後的效果很明顯。骨科的治療對一個人的well-being（福祉）幫助很大。Well-being這個名詞，對病人而言不只是讓他變得健康，而且是自主感覺非常好。

回顧七年的醫學生生涯，我有個深刻的體會，讀醫學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去理解人與人的關係。讀基礎學科時，都只是功課或實驗。但在臨床實習階段，和病人接觸時，會慢慢想到如何體會病人的痛苦、抱怨，講話時如何尊重別人。不過，當年臺大的教學完全沒有提到醫病關係的課題，課堂上主要還是以傳播知識為主。相對於歐美國家，臺灣醫生對病人還是比較權威性，這個課題是我自己看病之後才開始思考的。
我曾經有一個當指揮家的夢，儘管醫科的課業繁重，但我從小築起的音樂夢，始終沒放棄。

我在中學時加入學校管樂團主吹豎笛，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能參加交響樂團；進臺大後又拜當時省交響樂團著名的首席豎笛薛耀武先生為師。24歲那年，我打敗了藝專、師大音樂系的學生，得到臺灣省54年度全省音樂比賽決賽、成人個人組豎笛（單簧管）獨奏第一名。

我在大二那年加入臺大管樂團，當時指揮是就讀電機系、後來成為知名音樂家的林二。同時，醫學院另外有一個杏林弦樂團，大三時，我和高兩屆的學長柯守魁合作，將兩者合組成立了臺大管絃樂團。柯守魁當團長，而我當副團長，並請了國防部示範樂隊的指揮范燮華先生擔任客座指揮。臺大管絃樂團成立後在國際學舍第一次對外演出，獲得好評，並被邀請到台中東海大學及台南成功大學演奏。我們同時組了一群室內樂團，在各種場合演奏。透過薛耀武先生的介紹，我又參加了校外的青年管絃樂團，並認識了一群青年的音樂愛好者，包括臺大、藝專以及師大的學生。因此和一些合得來的愛樂朋友交往，也一齊在飯店演奏或電影配音賺點外快。
當時醫學院每一學期都有學生主辦的晚會，上學期由大三醫科學生主辦。輪到我們班上時，我們演了一場話劇「鼎食之家」，楊敏盛演爸爸，我則負責配樂。彩排過程令人難忘。

班上同學七年同窗，尤其在第七年當實習醫師時全部都住在醫院的宿舍，同學們之間感情都很深厚。即使過了55年大家都還保持連絡、互相關心，LINE的群組熱鬧得很，往往不由自主的想起那自由自在的大學七年生涯。

 

郭耿南小檔案
1966臺大醫科第十九屆畢業
Professor Emeritus, 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Chicago, Illinois
臺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臺大醫院骨科兼任主治醫師
國家衛生研究院Visiting Professor 

 

《郭耿南教授回憶錄》出版
郭耿南教授是臺灣第一位專攻小兒骨科醫師，有「臺灣小兒骨科之父」美譽，在美國執業多年，獲選為全美最好的20位骨科醫師，獲頒亞太小兒骨科醫學會終生成就獎，也是第一位入選北美小兒骨科醫學會名人堂的亞洲人。除在個人專業研究教學及臨床服務不斷精進外，他對臺灣醫學提攜後進及與國際接軌亦不遺餘力，這位臺灣小兒骨科的開拓者如何圓自己的夢、也圓許許多多病患的夢，請看《郭耿南教授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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