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三年來，在華文世界裡，突然出現了兩個相當「夯」的名詞：「修昔底德的陷阱」和「塔西陀的陷阱」。很有趣的是竟然這兩個詞都發源自中國。讀者只要一看也知道「塔西陀」和「修昔底德」原來都是西方的名詞。為什麽在一個英文並不普及的中國（大陸）會出現這樣的名詞？不免令人奇怪。

在中國，大約是黨政高層提倡的觀念或價值才容易普及，例如「槍桿兒出政權」、「三個凡是」、「中國夢」等等。我略略查了一下谷歌，果然發現這兩個名詞都曾經有高層引用，受到加持。怪不得因此廣泛流傳開來。

讓我先從「修昔底德的陷阱」說起。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著名的歷史家，他和被稱為西方「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Herodotus）齊名，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本書仔細記錄公元前第五世紀到第四世紀之間的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役，是典型的政治、戰爭史。在上世紀的80年代被翻譯成中文，由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修昔底德的陷阱」大概出現在2000年左右。簡單地說，就是歷史上兩強對遇，那麽就難免發生戰爭。但最近因為習近平至少提過它兩次（一次是在今年9月訪問美國時），因此就流行起來，連馬英九竟然也學著用。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書中，修昔底德開宗明義這樣說：

我認為最真正而卻不常正式講的原因乃是雅典力量的崛起，以及斯巴達因此而產生的驚懼。這使得戰爭變成不可避免。（第一書第一章23節）

這句話其實不算深奧。中國人不也常常說：「一山容不了二虎」？其含義很相近。從歷史長遠的觀點看來，當然這是解釋衝突或戰爭最容易的方法。我想讀者們大概也都同意修昔底德的說法淺白而且合理。所以有理性的人就會呼籲要避免修昔底德的陷阱。事實上，習近平在提到它時，也是希望提醒人們不要困在修昔底德的陷阱裡。他選擇這麽講，當然是對美國人說的，因為崛起中的中國不希望讓美國感到威脅（事實上，大概從1995年開始，美國已經覺得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是威脅了）。

就在上世紀末，哈佛大學很有名的國際關係專家奈伊（Joseph Nye）第一次用修昔底德的陷阱來討論美中關係所可能產生的衝突，並說這種可能的衝突、甚或戰爭並非不可避免。換言之，Nye認為修昔底德的陷阱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

隨後，在中國或西方都偶爾會看到有人提「修昔底德的陷阱」，大概都是討論中美關係。同時，哈佛大學的另一位名教授，艾理蓀（Graham Alison）也開始一個稱為「修昔底德陷阱計畫」，專門研究過去500年間15場戰爭的發生是不是應證「修昔底德的陷阱」。他的結論簡單說就是，在20世紀以前，每一個戰爭都證明了修昔底德的說法是對的，但是19世紀末以來有4次強權相互威脅，卻沒有發生戰爭。因此並非所有的強權對立都會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

這是學者之言，當然，現在中國有那麽多學生在美國讀書，「修昔底德陷阱」的話一定會傳回中國。就是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所長鄭永年也多次用它來討論美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這些學者們都認為「修昔底德的陷阱」並非一定不可避免，用我有一次接受CNN電視訪問時的話來說，就是相信雙方都會有智慧來解決這麽複雜的仇恨和現實。我當時是指臺海兩岸的關係而言的。現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國際政治學者和中國的習總書記也都是這麽希望。我深切期待大家應該會找到方法來避免「修昔底德的陷阱」。不過，這裡倒是該說一句：從胡錦濤到習近平，他們都以為中國近30年來的發展，已經使中國與美國可以並駕齊驅，於是開始有「和平崛起」（後來改為不知所云的「和平發展」），「太平洋這麽大，應該容得下兩個大國」等奇怪的言論。難怪奈伊不客氣地說，中國的整體國力還無法構成對美國真正的威脅。

不過我認為艾理蓀的一個說法才反映了歷史發展的現實。他指出20世紀以來，人類進入核子戰爭的時代，強國莫不具有核彈，稍一不慎，可能將整個人類都毀滅。因此在考慮戰爭的戰略和可能的結果時，不能不將這一點納入思考。這是為什麽1945年以後到現在，美蘇、德法或日蘇都沒有再發生戰爭。當年，美國進逼日本，即將展開決戰。杜魯門在考量要不要投擲原子彈時，曾經邀請許多專家來提供意見。其中包括美國最偉大的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可見杜魯門需要知識人從各方面來參與制定政策。不幸當時的考慮只是建基於如何避免過多美國軍人陣亡；還沒有能看到原子彈的巨大破壞、乃至於毀滅性的威力。

現在核彈的威力已經遠遠超過當年的原子彈，作為一國的領袖已經不能只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來思考戰爭問題。他們對於全人類文明的存亡及命運都負有一樣深刻及沉重的責任，因此必須從人類整體的存活來做嚴肅的思考。

以上說的是「修昔底德的陷阱」。有趣的是提起的多是政治家。然而，政治學家一般對於過去和現在之間因為物質條件的發達所造成的各種變動不太重視。事實上，從1500年以來，人類經過了不少的變革──科學與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興起，地理大發現等等，人類的世界觀、價值觀及對生命的態度跟著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對學歷史的人而言，這些改變才足以說明戰爭的原因；常識性的個人經驗或讀書心得，難以說明歷史事件的因果。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可能用一以貫之的大道理來說明。

另一方面，也是在這幾年中，中國大陸及香港都流行起「塔西陀的陷阱」的說法。在這之前，似乎沒有人提出。而翻查谷歌，也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在中文的報刊雜誌出現。時間約在2010年前後，以後新華社（2012年9月）和習近平（2014年8月）都用過。事實上，從去（2014）年起，連香港的特首梁振英也應用它來自我辯護。

那麽，什麽是塔西陀的陷阱呢？照一般的說法，它是：「當政府缺乏公信力時，無論你做好事、做壞事，無論說真話、說假話，大家都不信。」據說這是從塔西陀的書裡出來的。習近平或梁振英引述這句話無非是要官員們不要失去人民的信任。《論語》說：「民無信不立」，不外就是這個意思。

塔西陀（Tacitus）是羅馬帝國的歷史家，活在第一與第二世紀之間。他對帝國早期的歷史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也是最早提到基督徒的存在與威脅的非基督徒史家。因為他寫了幾本重要的史著，所以要查出這個話是不是他說的，有點困難。不過，以他對歷史著作的態度看來，這樣的話很可能是他講的。他對帝國的專制和腐敗十分感慨，書中充滿對世風墮落的嘆息。

然而，他究竟在哪裡講了上面所引的話？大陸的學者似乎也不甚了了。有人引了他講過的「最偉大的事件往往因為人們相信一些來歷不明的異端邪說，或因為有人故意彎曲事實，而後代人又選擇相信後者，而變成隱晦，竟不為人所記得。」（出自他的《年代記》卷三第19節），認為應該是本於這句話。不過我看恐怕也不正確。現在大家都流行說：「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用之於現代民主政府，那麽所謂的「塔西陀的陷阱」恐怕就不見得正確了。

對於「陷阱」。中國人好像特別敏感。這或許與傳統中國文化中一元色彩有關。簡單說就是中國文化對於「非此則彼」、「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有關，這裡無法詳加討論，而只想指出：認為逃避兩難（dilemma）就是不陷入「兩難的陷阱」。這是一種以「零和」（zero-sum）為基礎的思想方法。但是我倒認為應該思考是：所有的兩難都必須是陷阱嗎？現在華人對過去西方人不覺得是陷阱的論題卻產生了這麽多的興趣，這當然可以看作是對西方思想的補充和發明，而另一方面，或許也可以看作是幫助華人避開「零和思維」的契機。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於該校榮退。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內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

圖說：

圖１：修昔底德的銅像。

圖２：哈佛教授奈伊（Joseph Nye）（“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0 Generic license.”

圖３：哈佛教授艾理蓀（Graham Allison）（“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 license.”

圖４：塔西陀的雕像。

圖５：塔西陀著有幾本重要史書，圖為塔西佗全集（Lipsius manuscript）封面，利普修斯編訂，於1598年在義大利出版。來自維基共享資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ipsius_manuscript.jpg#/media/File:Lipsius_manuscript.jpg

圖６：李弘祺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