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國53年進入臺大。由於我是那一年聯考的榜首，所以學號是531301。這個號碼我當然永遠不會忘記。放棄在成大繼續讀電機的機會，這在當時人的看法是很難接受的事。尤其成大那一班電機出身的同學現在在臺灣都有輝煌的成就，例如台基電的曾繁城便是一個例子。所以我當時的決定的確很具有爭議性。由於考上“狀元”，所以我相信造成了一些轟動；特別因爲我是從電機系轉到歷史系去讀書。

我從中學時代便聽說臺大具有自由的學風，教授和學生一向敢於同政府作對。傅斯年是大家常常提到的例子。可惜在民國五十年代的臺大，這樣的精神已經不容易看到。我從小便被教導不要亂講話，不要涉入政治，不要參加任何讀書會或有爭議性的團體。所以我連殷海光先生的課也只敢偷偷地去旁聽，但是由於在臺大，認識我的人太多，所以我聽了幾堂之後，就不敢再去了。即使是我先前很喜歡的李敖，我也沒有什麼勇氣要同他認識。那時候彭明敏教授剛被捉去，他是我們家老早便相識的人，我從小便聽說他的許多事情。他被捕了，雖然很多人都十分同情，但我是連提起他的名字都不敢。只好乖乖地選擇做一個聽話、不惹事的學生。我畢業後一年，殷海光先生也停止到臺大教課了。這是當時的氣氛。

臺大的學生資質出色，這是它成爲臺灣最好的大學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為什麼臺大可以吸收這麼多的優秀學生？我想這是拜聯考之賜。聯合招生考試可以達到表面上的公正，讓臺大成爲臺灣所有大學的龍頭老大，這個是我們臺大人所一致喜歡的事。不過，臺大難道樣樣都是第一？聯招實行了這麼多年，多少造成了這樣的情形。在我們當時，成大還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大學，有很多科系可以和臺大相比。誰知三十年下來，這種情形已經徹底打破。現在很多人懷念聯考，如果從公正性和臺大自己的立場來看，那麼當然會覺得從前的聯考是很好的制度。不過，我倒是認為多元發展才能使其他的大學有機會繼續進步，繼續與臺大競爭，幫忙訓練出各色各樣的英才；同時它們也可以督促臺大不斷地繼續謀求進步，不會因自大而不再長進。我是聯招制度下的受益者，照說應該替聯招辯護，但是自從我離開臺灣，到美國讀書、成家、生子，教養他們之後，漸漸覺得一個國家會偉大，正就是因為它能培養出各色各樣的人，使每一個人都得能發揮他們真正的長才。事實上，也只有這樣的社會才能充分保護那個社會裏有專才而必須特別照顧的許多個人。這樣的心路歷程是我這個學教育史的人的一個寶貴經驗。我總是主張應該鼓勵每一個學生充分地追求他們的夢想；我也常常說臺大應該設立藝術學院。這正是因為在藝術的創作裏，我們才能孕育出敢於面對宇宙、人生和世界的許多寶貴的、創新的、形形色色的、有獨特性的見解。臺大的學生都有成為出色的人的潛力。他們需要的就是敢於站起來，說他們是一群會做夢、有理想的一個個獨立的個人。

我到了臺大，很快便見到了歷史系許多久聞其名的大教授，像姚崇吾、方豪、夏德儀等人。當時沈剛伯先生還在世，擔任文學院的院長。大家都知道他的學問很淵博，講課娓娓動人。但是我到頭來最接近而受影響最大的卻是年輕的許倬雲教授。當時許教授剛從芝加哥大學回來。他受到充分的社會科學的訓練，重視社會背景對歷史事件的影響。許老師雖然先天“殘廢”，但是他憑著驚人的毅力，歷經多次的開刀，終於可以扶杖而行，甚至於讀完博士學位。我是佩服得不得了。我覺得他的眼光和識見是近代所難覓。他除了教我們上古史之外，常常與我們上下四方地談各樣事情。政府的措施如果有不合理的，他也敢公開批評。在當時的氣氛之下，這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他又積極努力讀各樣的書。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讀Dostoevski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那時他應該已經過了四十，研究的志趣和方法也已經相當成熟、定型，但是他卻在讀這麼一本主要是年輕人才讀的小說。這的確很不容易。

由於許倬雲的影響，我對社會學或人類學的方法產生相當大的興趣。我和李亦園老師關係維持了數十年，主要就是這個原因。李先生是人類學系的年輕教授，開了一門「原始宗教」，我去聽，知道人類社會自己的關心以及他們的社會制度都會在他們的宗教反映出來。這一點讓我受用不盡。李老師講課清楚而有條理，所以我得益很多。他對學生十分親近，視之為朋友，我與他在一起時，那種感覺就正好可以說是“如沐春風”。

歷史學當然是一門很不容易的學問。當時老師們的方法大約不外研讀第一手資料，做文字的比較或初步的考證，然後寫一些不關痛癢的結論。當時社會貧窮，臺大也沒什麼書，談不上有什麼研究。大家研讀外文的機會和能力也都十分有限，加上民族主義思想作祟，認為懂中文的人當然要讀中國歷史，用不著知道什麼外國的方法論，所以識見很有限。不過歷史系在許倬雲的領導下，還是積極開展了相當的局面。我記得當時讀的文章或書，有很多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例如「上古史」所讀的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大東、小東說＞、H. G. Creel的“The Origins of Hsien in China”、或者胡適的＜說儒＞、錢穆的＜史記地名考＞等文章，至今印象十分深刻。我們也嘗試讀張光直的《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我後來在耶魯讀書，認識張光直，也算是我學思歷程上的重要經歷。但是我最為折服的是姚崇吾先生的＜造紙術西傳考＞。他取了一個筆名，叫做善因。我很久以後才知道善因就是姚老師。＜造紙術西傳考＞是他德國讀書時寫的，內容翔實，論證有力，文筆又十分流暢，讀起來一點也不費功夫，真是佳作。另外，我上夏德儀老師的「史部要籍解題」，也獲益匪淺。他主要是拿《四庫全書》來介紹一些重要的歷史典籍。他也教了一點基本的目錄學知識，介紹一些重要的參考書。這門課對我的史學訓練十分重要，而同時我對中國歷史上的比較重要的典籍也就有了初步的認識了。

學習使用參考書，的確十分重要。臺大雖然書少，但是不可妄自菲薄。我總是學著要善用圖書館。當時研究圖書館還沒蓋，所有的書和閱覽室就都還在舊總圖書館。我在那裡學會察《書評引得》（Book Review Index）。好像也是在當時學會了察看《歷史引得》（Historical Index）的。這些都是英文作品，比較少人用。我學會用它們，心裏有一種莫名的喜悅。以後我一位在香港的學生提起我對他的最大影響時，其中之一便是我教會他善用參考書。研究歷史的人一定要懂得用參考書。許多人認為歷史很難，因為要記得很多年代。這樣的說法雖然不錯，但是歷史家並不一定比一般人更聰明，能記得特別多的年代。因此他們就需要經常利用參考書。這樣做研究才能廣及更多的原始材料。現在由於計算機發達，許多材料都做成了光碟、可以在網路上作“全文檢索”，使得研究更為方便，能引用材料的範圍更為龐大。這不是當時所能料到的。

可惜由於當時政治環境使然，臺大沒有系統的開出世界史或臺灣歷史的課。我們當時對這樣的事情沒有什麼深思，也不知道如何解讀它長期會造成的結果。今天，許多人要讀臺灣歷史，有勢傾中國史的現象。這樣過分的反動固然不好，但它的確是過去政策偏頗的結果。一個沒有開放的傳統、不能讓人自由競爭的社會，它長期積累的成果往往就會在瞬間被徹底消除。今天在臺灣，中國史的研究當然應當放在新的東亞的變局裏去探索，過去的中國史觀，不能從東亞整體的脈絡去思考，它們很快會被新的思潮所取代。

我離開臺大已經三十多年，雖然常常回來，但是今年比較特別，回來得久一點，並且參與實際的研究行政工作。在椰林大道上，朝著新總圖騎車，那種感覺仿佛回到了當年的情景。臺大是我成長期間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雖然以後我在耶魯讀書，在香港和紐約教書，閱歷和思考也都繼續增長，但是如果不是臺大給了我那些重要的基礎，那麼我對於什麼叫做“人文”、對於“後現代”、“全球化”等等觀念，以及對傳統中國教育史的許多反思和了解便不會有今天的把握。

臺大，我愛您很深。

李弘祺教授小檔案

研究領域：東亞教育史、比較史學

開設課程：中國通史，中國教育史，中西交通史，西洋史學史。

研究興趣：中西文化交流及近代思潮

學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1975）

經歷：香港中文大學講師、高等講師、教授（1974-1991）

美國耶魯大學訪問教授（1976）

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人（1979）

德國慕尼黑大學訪問學人（1986）

德國DAAD訪問學人（1986）

清華大學客座教授（1989）

臺灣大學客座教授（1997）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教授；城市學院教授、系主任（1991-）

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兼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2003-2005）

世界歷史學家會議（World Congress of Historians）〈史學史與史學理論學會〉執行委員（2000-2005）

學術榮譽：Phi Tau Phi 學會會員，美東學術聯誼會傑出服務獎（2000）

亞美高等教育學會傑出學術貢獻獎（2001）

自述：我的研究集中於傳統中國的教育，著有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Hong Kong, 1985），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Leiden, 2000）及多篇在臺灣、香港、日本、德國發表之文章。

我又領導一個國際計畫，推動“中國史學與比較史學”之研究，籌畫多次國際會議。在這個領域中我出版了《讀史的樂趣》（台北，1991），《面向世界》（台北，2002）及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Sung Senses of the Past（Hong Kong, 2003）等書及文章。

我對中西文化交流保持興趣，曾寫有關十七世紀耶穌會士（特如高一志AlfonsusVagnoni）在華傳教時的教育著作，並編有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Hong Kong, 1991）等書及文章。

我最近的研究集中於後現代及後殖民世界觀下的東亞（特別包括臺灣）教育及考試（選）制度，集中於過去比較受忽略的中文啟蒙書（例如善書及家訓）的收集及分析，以及研究差不多沒有人下過功夫的亞洲（特別是中國及臺灣）科技教育及傳承的問題。

■關於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係依據臺灣大學所推動之「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而設立。期以臺大之豐厚學術資源與既有成果，並結合海外第一流學者，以臺大為基地，設立任務導向之研究中心，使臺大能順利發展為「世界一流，亞洲第一」的研究型大學。於91年11月開始運作，計畫執行期限至民國93（2004）年12月底止。

該中心目前設有東亞文明研究資料中心，另設有東亞儒學研究室、東亞教育研究室、東亞文獻研究室、臺灣儒學與教育文化研究室等四個研究室。其研究目標為：1)通過東亞學與教育傳統之研究重新省思「傳統」與「現代」的關聯性，以推動東亞諸文明之新發展；2)以「東亞世界」之整體性觀點研究東亞儒學與教育之內涵及其發展；3)奠定二十一世紀東亞文明與其他文明對話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