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大校友雙月刊》發表的「洛克與中國」（149期），指出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是一位影響深遠的哲學家，但非常難以瞭解，所以在中國沒有多人注意到他，連帶影響也不大。在這篇文章，我集中討論他的著作：《人類悟性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這本書本來就很難懂，而在現代知識界裏，也不再是流行的書，讀的人並不多。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這本書卻被幾位大學者所徵引、翻譯。

我個人認為，洛克對現代人最重要的遺產就是他的政治理論。我每次演講或上課講到洛克，一定不忘提及他的三樣基本人權：生命、人身的自由和私人的財產（圖1）。人活著的權力不用多說，雖然在許多文化，一個人的生命往往不屬於他自己。奴隸的定義之一就是主人擁有對奴隸的絕對權力，包括奴隸的生命。而有些文明，父親對自己的兒子是擁有生殺的權力的。在洛克看來，人的自然權利乃在於他擁有自己的生命，即使戰敗被俘，戰勝方也不可以任意殺害他。其次談到人身的自由。它是一個比較晚出的觀念，但對於18世紀美國獨立及法國大革命都有重要的影響。到今天，如果問西方國家的國民，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麽，回答大概都會是「維護人民的自由」。我在上一篇文中指出梁啓超對洛克的自由有些發揮，雖然他不是完全掌握了洛克（以及康德）對「自由」的說法。這部分希望後來可以再進一步討論。第三個有關「私有財產」的觀念看似當然，但是在被馬克思挑戰以後，人們才驚覺到它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馬克思認為天下的土地及生產工具都是公有的（圖2）。這樣的說法出現並在共產國家實施以後，許多人才發現洛克見解的前瞻性。

圖1：人生而平等獨立，沒有人可以剝奪他的生命，健康，自由，與財產。

 

圖2：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的理論可以用一句話來說：廢除一切私有財產」。

 

《人類悟性論》這本書在廣學會的《大同報》連載了一年多。同時，它的補篇也由王國維從日文翻譯，在《教育世界》連載（1907-1908；譯名為《悟性指導論》；日本翻譯為《悟性の正しい導き方》，英文原名是Of the Conduct of the Understanding。這本書是洛克過世後才根據他的文稿印出來作為補篇）。可見它在當時中國知識界受到重視的情形。王國維負責《教育世界》的編撰，寫了很多有關教育的文章，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論教育之宗旨＞（1903）。這篇文章迄今還收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校史館，常常被拿出來提醒現代的學生。此外王氏也有寫洛克的傳記（1906或1907：《教育世界》第21期），影響了一整代中國的教育思想。下面幾篇我隨手查到的文章可以證明當時人如何受到新教育思想的影響：
（未署名）：「論教育兒童當養成善良之習慣」，《申報》，1909年一月
（未署名）：「論二十世紀教育之趨勢」，《申報》，1922年二月
茀庭：「家人當參與兒童遊戲」，《申報》，1922年二月。茀庭有可能是鄭天錫（1884-1970）。鄭氏是國民政府著名的法學專家，駐英國最後的大使。 
黃爾巽：「精神生活之研究」，《時事新報（上海）》，1923年8月。（查不到黃爾巽的生平資訊）
菊農 ，「敎育與自由」，《時事新報（上海）》1927年1月。瞿菊農（1901-1976）本名世英，是瞿秋白（1899-1935）的親戚，曾參與定縣的平民教育計畫，關心社會教育。

王國維在一般人的印象是以傳統中國學問淵博和著述而有名。同時他也是提出「境界說」的文學理論家。因為嚮往近代西方的思想，所以注意到洛克等思想家的哲學，而在教育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洛克所寫的另外一本書，題為《教育漫談》（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這本書不是由王國維翻譯，而是傅任敢（1900-1982）翻譯。雖然遲至1937年才出版，但在當時中國的淪陷區（東北、上海）好像流行得很廣。傅任敢是清華大學畢業生，畢生奉獻給清華，當過梅貽琦的秘書。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吃了不少苦，死於1982年。

《教育漫談》這本書的中譯又名《紳士教育》（英文原本並未以Education of Gentleman 為名）（圖3），從此中國學界普遍把洛克視為近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大師。這樣的看法當然不算錯，西洋人也普遍認為他的教育思想對稍後的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等人有很大的影響。休謨寫了一本《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按：休謨後來增修這本書，並改稱為與洛克的名著幾乎完全同名的《人類悟性探討》，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與洛克的說法相近，的確可以相互發明。

圖3：洛克論紳士教育。

 

洛克對另一個稍後的重要教育家盧梭（J. J. Rousseau, 1772-1778）也有啓發（圖4）；盧梭的《愛彌兒》（Émile ou de l'éducation）早在1915年已有蔡德注的介紹，但是第一個把《愛彌兒》（雖然仍是根據英文節譯本）翻譯為中文的是魏肇基，時間在1923年。當時有不少文章把洛克、休謨、及盧梭放在一起討論，作為近代西方教育理論的領頭羊。上文提到的蔡德注應該是教育界的人，但是現在很難找到他的生平資料。魏肇基也一樣。我的印象中魏氏是一個有左傾傾向的學者，雖然翻譯有《愛彌兒》或《神與人的戲劇》這種所謂「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作品，但是他對於19世紀以後提倡實驗教育的德克羅利（Ovid Decroly, 1871-1932）或提倡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式的教育（重視特別教育）都有介紹。他甚至寫文章介紹蘇聯當代的教育（1934）。他發表文章的刊物主要是《中華教育界》。我不好說《中華教育界》是左傾的雜誌，不過它對選稿很開放，願意刊登進步觀點，因此大概不為國民政府所喜歡，而它的主要領導人物像陶行知（1891-1946）或舒新城（1893-1960）都很早就認同或至少對共產理念採取開放的態度，展現知識人的特質。陶行知就曾被國民黨政府強迫關閉他所辦的試驗學校（曉莊試驗師範，1927年）而出亡日本達四年之久。

圖4：盧梭說「你一旦教人們說他們不懂的東西，那麽很快你就可以讓他們講所有你要他們講的話」。

 

從孫中山去世（1925）到第二次中日戰爭開始（1937），中國教育界到處有平民教育、農村教育、試驗教育、識字教育的活動。上面提到的瞿菊農就是一例，而晏陽初（1893-1990）的名氣可能是最大（圖5）。他在河北定縣的各樣教育活動吸引很多年輕人，廣受支持。有一位張世文（1905-1996）在燕京大學畢業後，就到定縣去參加晏陽初的實驗工作，後來成為中國社會學學術的中堅。他在1935年曾經發表了一篇題為＜洛克論單純意象＞的文章。這是一篇純學術性的作品，與他一生積極推動實際參與的社會學見解並不相符合。不過顯然地，他在燕京的訓練大概使他不能不思考洛克的教育理念。

圖5：1933年7月，第一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前排自右至左第一為梁漱溟、第七為晏陽初，後排左起第二為瞿菊農。（https://freewechat.com/a/MzkzMjMzOTI5OA==/2247495542/1）

 

洛克在今日的學界主要是以他的政治理論最受注意。本來我寫這篇文章，目的是要討論他的民主思想如何在中國傳佈和受排斥的情形。不意花了不少時間來介紹他在教育界的影響。那麽討論洛克的政治思想就只好留待他日了。（2023年12月10日於紐約華萍澤瀑布）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最為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