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面臨工業文明帶來的重重難題，自視甚高的奧匈帝國會特別望向大英帝國來尋求解方，並不難理解。畢竟，一個是歐陸統治版圖最大、當時最古老的帝國；另一個仍浸潤在「日不落帝國」的榮光裡。雖然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所引發的帝國末日不遠，兩大帝國王室仍活在世代相承的自我榮耀中。

面對社會內部緊張拉扯，透過教育文化政策適度鬆綁，是奧匈帝國長期以來慣用的治理手法。在19世紀最後一年，維也納跨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1899年，維也納「工藝藝術學校」（＂Kunstgewerbeschule”，現更名為「維也納應用藝術大學」”Universität für Angewandte Kunst Wien”）任命了一位積極投身前衛藝術運動的藝術家米爾巴赫（Felician Myrbach, 1853-1940）擔任校長，要為維也納打造邁向新世紀前衛藝術最重要的人才培育搖籃。

維也納「工藝藝術學校」原隸屬於「奧地利藝術與工業博物館」（Österreichiches Museum für Kunst und Industrie），這是歐陸第一座工藝藝術美術館。面對工業革命機器文明大舉壓境，傳統手工業不敵工廠大量生產的廉價製品，紛紛關門大吉，手工藝傳承也瀕臨嚴重危機。博物館原先設置的目的是以保存「傳統工藝」為要務，1867年更設置「工藝藝術學校」來肩負起古老手工藝技藝的教育傳承。

然而，到了1899年，「工藝藝術學校」的辦學方針有了重大變革。身兼畫家、插畫家與版畫家的米爾巴赫教授被任命為校長。他在1897年即加入新成立的前衛藝術異議團體──「維也納分離派」（Secession），在就任校長後，為了讓校務運作更自由，除了讓學校脫離「奧地利藝術與工業博物館」的行政轄制，也解聘部分舊師資，改聘好幾位「維也納分離派」的年輕老師，如Kolo Moser（1868-1918）、Josef Hofmann（1870-1956），與後來全力支持指揮家馬勒歌劇創作改革的佈景設計家Alfred Roller（1864-1935）。換句話說，在米爾巴赫規劃下，「工藝藝術學校」的辦學理念是望向未來、而非保存舊傳統。此外，歡迎女性就讀，也打破當時仍然牢固的性別框架。

米爾巴赫校長此一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實際上是受到英國「藝術與手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影響。

「藝術與手工藝運動」是1850年代以來，英國建築史學者兼散文家、藝評家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與設計家William Morris 發起的改造運動。1851年，羅斯金眼見倫敦當時舉辦的世界第一場世界博覽會──「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展品充斥著大量工業成品。出於英國以工業革命母國機器生產製造的自豪，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的夫婿Albert親王更以這場博覽會的利潤營收成立South Kensington Museum（1899 年改名為Victorian  & Albert Museum），大量購買「萬國工業博覽會」展品典藏。羅斯金對此感到相當不安。在他的認知與理想裡，人應該與其作品保有健康的關係，工作應該帶給人愉悅、並讓人維持虔敬的心來從事生產製造。就像歐洲中古手工業者是以自己獨特的手工藝營生，並對自己的身分感到自豪。而且因手工製品具有一定的設計美感，也為社會不斷積累出豐厚的藝術文化底蘊。

在羅斯金的鼓吹與鼓勵下，William Morris於1861年開設了第一間裝飾藝術公司，生產手工製作的織品、壁紙、手工書、傢俱，生意非常興隆。雖然價格比起廉價的工廠製品高出不少，以至於市井小民無力購買；但羅斯的美學及社會改革思想，以及Morris的創業成功的確鼓舞了更多人投入，而能在1880年代帶動「藝術與手工藝運動」。（圖1）

圖1：The Orchard, wall hanging, designed by May Morris, embroidered by Theodosia Middlemore, 1894, England.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Source: https://www.vam.ac.uk/articles/william-morris-and-the-va

「藝術與手工藝運動」主張各類型視覺藝術地位平等、無分軒輊，而且應擺脫歐洲藝術長久以來認定的主流規範，廣納世界各地藝術的多元特色。舉凡歐洲中古歌德式（Gothic）建築、日本浮世繪、凱爾特（Celtic）古藝術以及自然界各種有機體的生長形貌（organic forms）等，可融合創造出新時代的「新藝術」（Art Nouveau）。

從深層的藝術史脈絡來看，英國「藝術與手工藝運動」是一種藉由涵攝異文化來促進國家文化生命更新的文化愛國運動。它的前身可追溯至「前拉斐爾畫派」（Pre-Raphaelites）。

「前拉斐爾畫派」是1848年在歐洲各地延燒的「市民革命」帶給英國的副產品。當時歐洲中下階層民眾受到馬克思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啟發，要求普羅大眾應享有更多參政權，以追求公平正義。然而，在權貴階級的強力壓制下，各國市民革命紛紛以失敗告終。根據法國小說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小說改編而成的著名音樂劇《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就是在講述這段有志改革社會的年輕人先是壯志滿懷、最終卻以悲劇收場的歷史經驗。

1848年9月，來自官方藝術教育的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的三位學生（Holman Hunt, John Everett Millais, Dante Gabriel Rossetti）號召其他四位年輕畫家朋友組成了「前拉斐爾派」，希望以年輕人的創發力來擺脫學院教育的保守因循，為英國新藝術尋找新的活水源泉。

這七位亟思創新突破的年輕藝術家之所以將他們的異議團體取名為「前拉斐爾畫派」，並非出於明確、嶄新的創作目標，而在於他們的出發點就是想要強力反抗學院制式化教育。因為自18世紀以降，歐洲各地藝術學院強烈受到法國藝術學院教育影響，幾乎全以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大師拉斐爾（Raphael Sanzio, 1483-1520）為典範。然而，「前拉斐爾畫派」的年輕藝術家認為，英國藝術如果再繼續受到只定於一尊的主流品味宰制，不可能有前途。他們認為，拉斐爾之前的義大利藝術還沒有受到太多規範，反而更能自然真切地表達出誠摯的情感。因此，他們以「前拉斐爾畫派」自我定義，故意用當時主流視為「簡陋（primitive）」的表現手法來挑戰英國上流社會向來視為理想矩度的「優雅品味」。

為了與「優雅品味」相抗衡，「前拉斐爾畫派」喜歡用鮮豔強烈的色彩、也喜歡在白花花的大太陽下作畫，這些都比後來印象派自我標榜是印象派創舉的創作手法來得早。但是，與印象派大不相同的是，印象派斷然切割了與傳統題材、傳統藝術觀的連結，義無反顧地以當時中產階級生活風貌為表現主題，並以此快速地建立了印象派的識別標誌。（圖2）

圖2：John William Inchbold (1830–1888). Anstey's Cove, 1853–1854, oil on canvas.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London.
Source: https://www.nga.gov/features/slideshows/the-pre-raphaelite-lens.html#slide_2

相對之下，「前拉斐爾畫派」雖然拒絕藝術學院以「新巴洛可」（Neo-Baroque）、「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等以古為尊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創作手法，但十分偏向與中古藝術產生內在連結，以至於比較不容易與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連結、進而激起廣泛共鳴。因此，「前拉斐爾畫派」這個異議性的藝術團體到1853年就後繼無力。直到由學識見解更廣博、社會尊崇度也更高的羅斯金介入，將其轉化為「藝術與手工藝運動」，才迸發藝文影響能量。羅斯金在本質上是社會改革家，不過他從事社會運動的方式是從文化與藝術著手，而非政治，而他的思考不限制在「手工藝」的層次。

1880年代，英國「藝術與手工藝運動」受到德國作曲家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影響，展開了與歐陸藝術思想的融匯，也開啟了更深廣的影響層面。華格納在〈未來世代的藝術〉（“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 1849-1852）一文提倡「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觀念，透過強調各種藝術類型之間平等的關係，讓當時階級與族群意識嚴重對立的社會減少暴戾之氣。他們認為，藝術創作是為了與人為伴，透過藝術的滌淨，讓人感悟和平共存之美，以此來終結戰爭。

「總體藝術」觀轉化到視覺文化領域，意味著建築師不僅建造屋舍，同時也能從事室內設計、以及創作屋舍內使用的各種器物。換言之，藝術創作是與美好的生活創意設計緊密結合，而非只為上流社會品味服務的「精緻藝術」（high art）。若說維也納「工藝藝術學校」與英國「藝術與手工藝運動」之所以產生深刻連結，並成為維也納前衛藝術的重要搖籃，米爾巴赫於1897年加入的「維也納分離派」可說是真正的橋樑。這是下一篇要探討的主題。

花亦芬小檔案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兼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現代德國史、史學思想史。曾獲國科會傑出學者養成計畫獎助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曾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譯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 本嘗試之作》(2007出版，2013修訂二版)。專書著作：《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2006)、《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 話》(2008)、《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2016)、《像海一樣思考──島嶼，不是世界的中心，是航向遠方的起點》(2017)，以及中英文論文近三十篇。2020年與德國學者共同主編出版學術專書 Memorial Landscapes: World Images East and West (Berlin: De Gruy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