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理農學部分家、獨立為理學部後，地質學科的第一屆入學生。從我畢業迄今已過了半世紀，正所謂「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

身為處於戰爭時期的學生，幸能為紀念臺大創立60周年所出版的回憶錄，記錄一下過去部分的學生生活。

地質學教室原本是個小家庭，正當期待迎接預備科的學生加入後會變得熱鬧之際，戰爭開啟了，實在非常遺憾。

我入學那年（1943）的12月，政府下達了大戰的詔書，進入戰爭時期的體制。與社會氛圍不同，我在地質學教室學術的氛圍中勤奮向學，度過了愉快的時光。雖然如此，到了畢業那年，有很多同學參戰，以及深夜待在研究室用顯微鏡觀察分析，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須注意燈火管制等，慢慢地我發覺戰爭離我非常近，而不久後我也加入軍營，進到了與外界全然不同的軍旅生活。

臺北帝大地質學教室講座教授早坂一郎，曾任理學學部部長。（取自東北大學綜合學術博物館，http://www.museum.tohoku.ac.jp/past_kikaku/ammonoidea/tohokuUniv/tohokuUniv4.htm）

在學期間，地質學教室以早坂御大（按：早坂一郎教授；日語「御大」為老大之意）為首的市村、富田、丹、丸茂、金子等年輕有為的教師們以及地質學教室的畢業生們組成，既是鋼琴家也是初次嶄露頭角、銳不可擋的新人，廣受學生們敬愛的石崎老師（於何波丸離世），還有石匠的高橋及御大秘書小姐。

學生入學時，一年級5位、二年級1位、三年級1位共計7位學生，畢業時，一年級5位、二年級2位、三年級2位共計9位學生。入學時的5名同梯次畢業的同學有2位，於此不得不感受到戰爭帶來的傷痕。

慢慢地記憶已逐漸淡去，往事模糊不清，但初次前往地質學教室當時的景象，恍若昨日般鮮明地浮現眼前。在5名新生面前，以和藹可親受到青睞的早坂、市村老師分別說著「讓我們享受地質學吧」、「讓我們像家人一般做研究吧」，於我在學期間這兩句座右銘始終貫徹如一。每次一有機會，老師們就會招待學生到他們家裡，愉快地談話同時也請我們吃飯。繁忙的早坂老師有空閒時，常常找我們去他的學部長宿舍，在宿舍為我們授業解惑。依照慣例，老師們於午餐時間在三樓北邊的大房間共同用餐。學生如有帶便當時，也會落座在末席吃飯。席間談笑風生，話題自地質學閒聊開始，到批評社會、藝術、哲學等廣泛的層面，時而尖銳的挖苦嘲諷，我們學生常常被取笑。大眾傳播媒體教育之下，對師生接觸日益減少的現在的學生們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受惠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我們得以充分瞭解與課堂中全然不同的觀點，學術尊嚴、探討學問的嚴謹以及快樂。

此外，記錄下二到三則老師們為學生們著想的情誼。

腕足類化石Spirifer，中文名「石燕」，取其形如燕子展翅。生存於石炭紀3.3億年前石炭紀的無脊椎動物。圖為尖翼石燕，取自維基百科。

地質學教室每二到三個月會舉辦一次研討會（主要介紹論文），高中的齊藤老師、預校的石島老師或地質調查所的技師們偶爾也會在這個會議露面。有一次，我被指派發表Hermann von Wissmann^[註1]的「更新世冰河現象——以中國為例」，研討會發表結束後，要我整理原稿內容後提交，結果我忘了，而早坂老師卻說：「你已經投稿了」，然後給了我一本地質學期刊。雖說在當時，也是有著名的學者們在論文中使用摘錄，但這篇文章卻用了我的名義發表。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被印刷在學術期刊上，回想起來，當時的我是又驚又喜又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還有一則類似的經歷。因著古生物學的實驗，早坂老師自東帝汶帶回了腕足類化石Spirifer  (石燕)，而我被指派寫兩至三則論文。正當寫好概要姑且想先提交的時候，老師回國幫我把稿件帶了回來，為當時在札幌任職的我，指出文章中很多不完善之處，讓我修正，指示我重新寫過後再寄回給他。我立即依照指示進行，但稿件卻遲遲無法過關，往返送了一次又送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我自覺力有未逮，請臺大預備科出身北海道大學學生的末富先生幫我修改，終於通過了。不久後，在仙台的Short Paper上，我與老師聯名發表以Spirifer為名的品種，這篇文章單獨重印出版了20份，我非常感激。

我的畢業論文是關於台中州南投當地的地質。野外調查研究在石崎老師的指導下開始，進行到一定階段後，則由丹老師、早坂老師直接指導。丹老師的場域地層調查一絲不苟的樣子，以及他判斷岩石特徵熟練的技能，對忙裡偷閒不專心的我來說是相當大的衝擊。在調查期間，我收到對老師來說很有價值的徠茲放大鏡，但在老師回國的第二天就不幸遺落在山中，實在抱歉，終究沒能在老師生前向老師報告此事。

地質學系館藏岩石標本，展示於穿廊間。（攝影／林秀美）

戰後的地球物理學和地質學可謂是一場革命，特別是最近關於地震預測，屢次在新聞版面上大為刊載的板塊構造理論，是根據1910年至1920年代德國的Alfred Wegener提倡的「大陸飄移說」，在1950年代末又復興的理論。在1930年代，無法移動的大陸如地球般可以移動的理論被認為是荒謬的，在學術界許多人視其為異端理論而被置之一旁。根據竹內均^[註2]的「地球的科學」，1930年代末期人們對這項假說失去興趣，大學的課堂也幾乎沒有談到此事。但是，我們對富田老師的大陸飄移說的課非常有興趣而參加了課程。之後，我們到美洲、非洲、阿拉伯、澳洲、印度等地進行調查，尋找鋼鐵原料和副原料的時候，屢次回想起在二號館2樓的階梯教室富田老師的大陸飄移說的課，以及上課當時的情況。

畢業的時候，我原被內定要到總督府地質調查所工作，但早坂老師不要我去上班，而是留下來整理化石，於是我就賦閒在研究室。當時臺灣總督府的技術人員初任職的薪水為日本內地帝國大學畢業5級薪俸，而臺大畢業則為6級薪俸（按：級數越高，數字越小）。老師對於這樣的差別待遇感到憤怒，主張不會讓我的學生到那種地方工作。對老師來說，他認為這與成立臺大原本的意義相悖。收到任免臺灣總督府技術人員5級薪俸的委任證書，到我開始上班花了2個半月的時間，想必讓當時的臺灣地質調查所的大江所長感到相當為難吧。

今之地質系館一隅。館內研究室格局如前，惟不知早坂一郎教授和師生們天南地北暢談的所在。（攝影／林秀美）

兩年半前前往臺灣的時候，我拜訪了研究室的王源教授。等待王教授期間，我與年輕的助教談話中得知，王教授運用日語、英語、德語講授具吸引力的課程，學生也十分敬愛他。

王教授是地質科學的主任教授，在我們的談話中，他表達了自己能在地質學這條路上鑽研多虧有早坂老師，至今仍非常尊敬早坂老師。

戰後，臺大地質學教室由馬庭英教授承繼，之後由王教授接手管理之職。

屬於我們的地質學教室已經消失了，但早坂老師創立地質學教室時的理想與精神，由嶄新的臺灣大學地質學系傳承下去，相信未來地質學系會持續發展，培養出許多有能力的人才。但願如此，拙文於此擱筆。（本文譯自《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1988。譯者吳智琪，臺大圖資所畢業，現任職於技嘉公司。）

註：
註1：Hermann von Wissmann（1895-1979），德奧裔阿拉伯探險家。1931 年至 1939 年間，多次前往南阿拉伯探險，該地區後來成為他研究的主要重點。他致力於研究該地區的古代地理和歷史，並為古代南阿拉伯制定了年表。也曾對中國南方的雲南省進行過一段時間的探索。
註2：竹內均（1920-2004），日本地球物理學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理學博士、科學啟蒙家。科學雜誌《牛頓雜誌》首任主編。

關於早坂一郎教授（Hayasaka Ichirō，1891-1977）
生於宮城縣仙台市。1912年進入東北大學理學部地質學科就讀，為第一期生，1915年獲地質學士，研究所以「支那地理之研究」為題。1919年升任講師，1920年取得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學位，翌年升任助教授。1926年，轉任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今國立中興大學）教授，隨即以「在外研究員」身分赴歐美研究2年。1928年受聘為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地質學講座教授，並在1940至1941年間擔任理農學部長。戰後留任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至1949年。1949年返回日本後，曾任金澤大學、北海道大學教授，1958年擔任島根大學校長。曾任日本地質學會會長。
鑽研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特別是對東亞地區第三紀動物化石卓有貢獻，以早坂一郎命名的早坂犀牛，現存於國立臺灣博物館。1935年（昭和10年）4月21日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造成當時新竹州及臺中州（約今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一帶）3,276人死亡，災情慘重，觀光景點「龍騰斷橋」極為該次地震後殘跡。早坂一郎教授於震後至災區現場勘查並完成「新竹臺中兩州下の大地震」報告書。

青年時期早坂一郎。（取自東北大學創立100周年紀念網站，http://www.museum.tohoku.ac.jp/science/person.htm）

1935年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早坂一郎教授於震後至災區勘察。圖為早坂一郎教授在獅潭災區現場留影（左），右為當時獅潭庄長。（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