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20年7月（第130期雙月刊）寫過一篇有關中國幫會歷史的文章。文中我沒有明白指出的一點是我們熟悉的幫會似乎是明代以後才大量出現。當然，我指出歷代不乏秘密社會，但是他們在歷史記述裏，不外就是反抗政府的活動，我們很少看到他們提出系統的新政策或思想。也就是說，歷代反抗政府的組織基本上都只是反抗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均；他們對政策本身，社會倫理，或階級結構就很少提出批判。相同地，唐宋以後以科舉為分配社會階級或資源的標準也鮮少有所批評（黃巢屢試不中，但是曾經系統批判科擧制度嗎？）。這種情形大概到了明清以後才開始有所改變。

我在那篇文章中認為中國社會到了唐宋之際已經逐漸複雜，社會產生各樣的新組織，政府漸漸無法全面控制。政府的關心留在傳統所謂的「叛亂」上面，而其他不會衝擊政府的活動或組織就比較不受重視。我現在舉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宋代初年發生了有名的王小波李順之亂。這場叛亂只有短短四年，但是引發了相當的衝擊。王小波的口號是：「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當然，一般史學家認為它是因為政府的稅負不公平，所以王小波帶領農民起來抗爭，是典型的「農民起義」。但是稅負的不均與政府的腐敗其實還可以進一步分疏：那一個才是真正的理由呢？政策本身不健全未必一定產生反抗，而即使政策健全，政府官員腐敗也可能引致激烈的抗爭。

從宋代以後，所謂的「農民起義」開始產生了所謂的意識形態。我的意思是，讀書人討論對社會抗爭的原因時，就不再完全都說是飢民反叛。例如北宋中葉的方臘、南宋初的鐘相、楊幺，他們的「叛亂」就都帶有濃厚的民間宗教的色彩（摩尼教，或說是明教），他們對於社會的結構或什麼才叫做是「社會正義」開始有更為深入的想法。例如方臘對於社會風俗提出了與儒家傳統不同的主張，「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袒葬。」當然，這種自外於正統習俗或理想的做法至少從漢代的黃巾賊已經有了，但是到了北宋，他們已經集結成一種意識形態，就是說：像方臘這樣的人是有意識地想要建構新的世界秩序，而不只是想要「彼可取而代之」而已。

事實上，方臘的「叛亂」（或說「起義」；傳統史書一般稱為「方臘之亂」）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朝廷裏的腐敗權臣們。但是兩派人在歷史記載上都是壞人。這就給我們產生了道德判斷的難題。事實上，連應該是站在官方正統的洪邁也對方臘顯露出相當程度的同情：「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誰歟？」

方臘之亂以及童貫等北宋末的權臣（童貫是宦官，但是在朝中當了大官；其他還有蔡京、高俅等官員）後來被寫進《大宋宣和遺事》這本小說。小說中也提到了其他史書很少記載的宋江。這本書成了後代《水滸傳》的張本。這些所謂的「野史」流傳了對叛亂事變的「非官方」觀點。

《水滸傳》的中心思想就是「替天行道」，一般認為是中國反叛思想的代表。從孔子以來，朝代更迭，從來都是用「天命」來作為藉口。既然要替天行道，那麼反叛的思想其實也還是來自「天命」。天字其實也可以說是「天子」，因此從魯迅以來，許多人認為《水滸傳》到頭來還是沒有真正要反叛。宋江最後更率領了梁山泊的好漢們接受朝廷的招降。宋江畢竟是一個讀書人，所以他對「替天行道」的瞭解不外是忠於天子皇帝。

「忠」這個字很有深意。它常常和「義」字同時出現。《水滸傳》在宋江成了寨主之後，把議事的地方正式定名為「忠義堂」，表現出「忠」的特色（下面再談「義」），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就是因為宋江要的是忠於皇帝，接受招安。從此「忠義」還是成了所謂幫會或叛亂團體所常常標榜的口號和價值。在金元統治下的北方，反抗外族的各樣組織，常常自稱是「忠義人」。因此《宣和遺事》固然說「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卻又說抗金忠臣宗澤是「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這樣的曖昧說法。到了明代，地方兵勇，也常常稱為「忠義營」。因此「忠義」一類的口號，其實都還是接受宋代以後儒家忠君觀念的影響。

「義」的觀念對所謂的幫會思想或叛亂團體非常重要。本來它也是儒家非常核心的觀念，但是在正統思想裏面，「義」與其他重要的仁、禮、智、信、道等觀念比較，似乎具體得多，在實踐上面比較容易。這一點在《康熙字典》引用宋代人洪邁的話可以看出來。洪邁說：

人物以義為名，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眾所尊戴曰義，義帝 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之類是也。合眾物為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者，則有義犬，義烏，義鷹，義鶻。
可見「義」帶有豐富的社會性。在一般人的想像裏，或許因此特別嚮往行義。對於社會不公義的事情感到憤憤不平，最容易表達的就是說這是不義。

匡扶正義的極端表現就是「平均主義」：等貴賤，均貧富。貴賤講的是社會地位，而貧富則是指財富或金錢，兩者略有不同。我認為反叛思想主要集中在後者的分配問題。叛亂起事的人往往強調財富或稅負的多寡不是問題，分配不平均才是問題。明清善書充滿了前者這樣的思想。於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平均思想成了社會公義的理想，《水滸傳》多次提到搶來的財貨要在忠義堂均分。當然，所謂「平均主義」，並不是絕對的，但是在反抗意識形態裏，既然講究公義，平均主義是至高的理想。當然，正像奧古斯丁說的，就是強盜分贓物，也要講公平原則。所以有些盜賊還要講究「專劫來往客商，那怕成群結隊，他定要均分一半。你若倔強對壘，只是白送了性命。倒有一件好處，鄰近村莊不去借糧打劫。」搶劫只搶一半，好像這樣才真的是公平。

不計較財富，專講究所謂的公平；要表現出對身外之物的不足惜，也因此產生了「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大碗吃酒，大塊吃肉」的氣概。事實上，喝酒是所有大小盜賊、綠林好漢的共同象徵。魯智深、林冲、武松、一個比一個能喝；令狐冲、绿竹翁、祖千秋、丹青生，一個比一個嗜酒。至於吃肉，那就不用說了。至於其他財物，那就要表現出不屑一顧的魄力。

男人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女人也不乏豪傑。例如《水滸傳》的女人多是能喝能吃的人物。不過一般小說中，凡是「女中豪傑」大概都是正面敘述，例如梁紅玉、秦良玉、蘇三娘（太平天國）等等，而又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沒有被過分渲染。小說中虛構的人物像《說唐》的樊梨花，《楊家將》的穆桂英，以及《五虎平西》的八寶公主（狄青的夫人；不是屏東的荷蘭公主）等等，形象也是正面的，不好說他們是代表叛亂人物。這些人的行為特色除了武藝高强、忠貞守節之外，也都具備克守綱常（似乎女性受到「三綱五常」的束縛比男性還要多），扶貧助弱的特性。女中豪傑不管是政府的一員，或者是叛亂團體的一員，他們的倫理表現並沒有不同。

最後，還有一個必須注意的現象。這就是三教之外的民間非正統宗教的重要性。從黃巾開始，宗教一直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晚清，太平天國也假藉拜上帝教發動推翻滿清帝國的革命。上面我也提到了摩尼教和名教。人類替天行道，無非希望明君出現，宗教家善於操縱人們這樣的情懷，就以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來推動一般人無法做到的事情。如果正統儒家如黃宗羲者也都期望明君如箕子者的來訪，那麽神道設教，推翻儒家乃至於釋、道的秩序，好建立新的倫理世界，那就不奇怪了。太平天國大約是近代最後的一個假宗教之力起事的「叛變」了。

所以，以《水滸傳》的叛亂來瞭解中國的叛亂思想是不正確的。它沒有系統的改造社會運作的計畫，頂多只是誇大了儒家基本的倫理信條。所以它從來沒有被禁過。事實上，還有許多怪誕不經的民間宗教結合信衆發動叛亂的事情，經由小說而流傳民間。他們所記述的價值才真的是叛亂思想。（2021年12月14日於臺北旅次）

更正：我在上一期所寫的<狄更斯的中文及臺語聖誕頌歌>提到《西樓鬼語》，說它是林紓和陳家麟合譯的《聖誕頌歌》，並附了一張該書的封面圖。事實上，它是Curtis Yorke 的 The Mystery of Belgrave Square，與狄更斯無關。這是因為與1913年《小說月報》（第三年二期）所登的《鬼語》混淆之故。《鬼語》雖說是狄更斯（迭更司）之作品，由潛夫所譯，但並不是從《聖誕頌歌》摘譯。狄更斯寫了不少有關鬼的短篇小說，《鬼語》可能是The Baron of Grogzwig, - Aka, Baron Koeldwethout’s Apparition。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